在民国学校历史教育发展史上，陈衡哲绝对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作为唯一的一位为中学生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女性作者，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她依照新学制为高中学生编写的《西洋史》。更重要的还在于，陈衡哲的《西洋史》，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是一部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历史教科书。笔者觉得，这种鲜明突出的特色，与她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经历、思想主张、拥有的非凡学识和智慧，及其特殊的“女性角色”，有着密切联系。
1、陈衡哲的生平及其思想主张
陈衡哲，1890年生于江苏武进。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开家庭。13岁后到广州、上海求学。曾在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1914年第一批考取清华学校留美生，先后在纽约、芝加哥上学。并入美国最负盛名的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兼学西洋文学。
在美国，她与胡适、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等民国著名的学问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开始以“莎菲”为笔名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2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西洋史女教授。1924年，到东南大学任教半年。1930年又回北大执教历史一年。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的学术会议。1935年9月赴川大担任西洋史教授。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76年病逝。
专修西洋史的陈衡哲在史学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925—1930年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她的《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欧洲文艺复兴史》等专著。意外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她享有的地位甚至比她在史学研究上的地位要高。陈衡哲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最早的作家之一。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学史•中卷》中这样写到，当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最先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实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女作家。胡适在为陈衡哲创作的《小雨点》撰写的“序言”里也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1917年她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的《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的最早的作品。
民国虽然易清而立，但长期以来女性在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上还处于极其卑微的地位。陈衡哲能够以一名女性的身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通过读书，自强自立，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没有向命运低头，成为一个极不平凡的女子，与他的舅舅对她的关怀和帮助是分不开的。陈衡哲曾回忆：“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我的能免于一个官场里候补少奶奶的命运，因此终于获得出洋读书的机会，都不能不说是靠了这进学校的努力。”她的舅舅在她很小的时候便鼓励她要“有志气”，“要努力去学习西洋独立的女子”。
陈衡哲还在一篇散文《运河和扬子江》里，以寓言形式阐释了世人对命运的三种态度：安命、怨命和造命。她主张要敢于“造命”，与恶劣的命运奋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五四时期人文知识分子乐观积极进取信念的反映。
《新青年》杂志曾发表了她的散文诗《鸟》：我若出了牢笼，不管他天西地东，也不管他恶雨狂风，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直飞到筋疲力竭，水尽山穷，顺便请那狂风，把我的羽毛肌骨，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从中我们不难读出陈衡哲对个性解放和自由追求的强烈渴望。
五四期间，陈衡哲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妇女问题，寄予了强烈关注，并发表了许多有深度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如《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这些文章谈及妇女与政治、社会、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在川大任教时，她发现有许多女学生是官僚、财阀们的姨太太，便萌发了对四川当局的强烈不满，也更同情那些深受蹂躏、压迫的女性。愤怒之下，她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了文章，认为这是女性的耻辱，也是大学教育的破产，号召妇女争取独立自主。她还写文章对女子教育给予了很高评价。她说女子教育是“几千年来奴性的铲除”，“是独立人格的教育”，是“帮助她们能自己解放自己，从牢笼中跳出来，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做人”。
2、《西洋史》的几个鲜明特色
史学上的专门造诣，文学上的突出修养，以及陈衡哲自身的社会经历、学识、政治及社会主张以及女性身份等诸多因素，成就了《西洋史》，在民国历史教科书发展史上，有着鲜明的特色：
（1）叙述的精彩性、强烈的可读性、趣味性
比如《西洋史》上册第三章，陈衡哲在叙述欧洲中古社会的宗教束缚时，这样描述：“总而言之，亘中古之世，宗教不啻是欧洲人生的唯一元素。他如天罗地网一样，任你高非深蹈，出生入死，终休想逃出他的范围来。”在叙述欧洲宗教革命时这样写到：“所以宗教革命的意义，不啻便是这个拆城毁壁的事业。国王欲取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城砖屋瓦，人民要挥走那般如狼似虎的守卒，信徒又要看一看那光华久藏的明珠（笔者注：基督教教义）。于是一声高呼，群众立集，虽各怀各的目的，但他们的摩拳擦掌，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目的，乃是在拆毁这个巨堡。因此之固，宗教革命的范围便如是其广大，位置便如是其重要，影响便如是其深远了。”上册第230—231页她又这样描述：“但是，看呵！中古人民买到这个安慰的代价，是什么呵！在代价便是自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在教会一尊威权之下，中古的人民，不但没有信教自由，思想自由，并没有生活自由，他们自堕地以至老死，一切的日常生活，和日间所思，夜间所梦，都须受教会的节制。我们但看中古教士的权力，便可以明白中古人民的精神上的械锁了。……中古的人民，这样的惴惴然生活于恐惧之下。”这样的描述《西洋史》里还有许多。难怪胡适缘何赞扬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
毫无疑问，精彩性、可读性和趣味性本是历史教科书在文字叙述上的应有之义。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使用白话文已成为学校教科书编写中的一个基本趋势，如1923年吕思勉编写国内当时最早《白话本国史》，影响很大。尽管教育部1920年4月发布公告，规定截止到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写的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然而在实际中，大量用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文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依然很多，这自然会影响学生历史教科书的阅读兴趣。之所以如此，缘于编写者大多没有将“著作”与“教科书”区分开，用“著史”风格来编写历史教科书。1942年周谷城受当时教育部委托，专门考察国内中学历史教育情况。其中在150多个学校的300多份调查问卷中，充斥着对学校历史教育方方面面的不满和批评。其中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批评，比如因为学生国文程度太底，“不能看懂课本”；“文字艰深，教者学者都极感不便”；“文字太干枯，无趣味”[1]。由此看来，像陈衡哲《西洋史》文字叙述的鲜明个性，确实是极为罕见的。
（2）历史教科书内容编写和分析上独特的“女性视角”
这是《西洋史》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一大“亮点”。具体而言，陈衡哲是民国时期出版的全部历史教科书中，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从女性的角度、女性的立场去论述历史进程的作者。就笔者所检阅到的全部民国历史教科书版本收藏最多的北师大图书馆来说，这一结论是实事求是的。这种历史教科书内容编写和分析上的“女性”视角，恰恰反映了陈氏史学研究中独特的价值导向和历史解释。这种价值导向表现在，主张关注女性的历史，关注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主张全面地、重新解释“历史”。比如近年来有许多西方女权主义者反对将“历史”翻译成“history”，因为在她们看来，“history”实际上是“his”的“history”，即“男人的历史”。
陈氏在《西洋史》下册第318页—319页阐释工业革命的结果和影响时，就专门指出，靠了工厂制度的兴起，妇女已能获得经济的独立，靠了教育的普及，妇女的智识与能力，也日益增加了，所以，女子在教育方面，经济方面，职业方面，政事方面，确已与男子争到了平等的地位。在陈氏看来，女子能够参与政权是“妇女运动得到胜利的最明显的标帜”。虽然陈衡哲就工业革命对于妇女问题的积极影响表现出了过于乐观的姿态，但她分析问题的视角却是相当独特，与众不同，是值得称赞的。
在论述工业革命这一节内容时，陈氏在教科书的“小字部分”就妇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延伸与探讨，论述了她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主张。陈氏将智识、能力、人格与妇女的自身解放紧密联系起来，正确地指出了妇女问题最终解决的根本途径，反映了她思考问题的睿智和深度。这也是陈衡哲人生经历的深刻总结与真实反映。她在教科书中这样写到：“人民常有把女子参政运动视为女子运动的唯一事业者，这是一个大错误。女子参政固是妇女运动的一件事，但他绝不足代表妇女运动的全部。这个理由很是简单的，因为，第一，政治上的活动，不过是人生活动的一部分，他不但不能代表人生的一切活动，并且不是人生活动的中心点。其二，参政权的争得……仍不过是一件比较肤浅的事。妇女们如欲与男子们争到真正的平等，根本上尚以自己的智识的解放，能力的修养，及人格的提高为最重要。……所以热心此妇女运动者的最大责任，即是去帮助我们的青年姊妹，使她们能发挥她们个人的天才于最适当的道途，至于参政运动，却不过是这些道途中一罢了。”所阐发之言论，引人深思，对于我们今天也有启发和借鉴。
《西洋史》下册第17页，陈氏在叙述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影响时，提到了五点，其中一点就是“女学者的兴起”。她指出，威尼司的佳姗特拉和佛罗稜司的亚历山特拉，是十五六世纪时女学者的两个女子代表。她们颇能与男子自由交际，自由讲学，但同时又都是品潔行高，为一般人士所景仰的。这些女学者实是近代女子解放的先锋。尤可贵的，是她们的解放方法。她们的解放，是由内而外的，是以解放自己的理智为起点的，她们并不曾以解放的责任推到男子的身上去。
《西洋史》下册第59页，陈氏重点提及了英法百年战争中，一位“平凡的农民女丫头”贞德的爱国事迹：“正在这个时候，法国忽然出了一位女杰，她便是那个举世知名的若安（笔者注：即贞德）。她是法国的一个村女，平易朴直，本没有什么异人的地位。但她目见法国地方的糜烂，外族的欺凌无已，不觉恻然心伤。……他是至诚终于感动了国人，于是大家跟着她，……把英人打败了。……不幸这位救国的女杰，既遭了敌人的畏恨，又遭了她的同事的嫉妒，后来遂被她的国人卖给英，死于火刑之下了。但若安的精神却不曾死。”
《西洋史》下册第237页，陈衡哲指出，拿破仑法典给予妇女的地位，仍是不平等的。但她仍然理性地对拿破仑法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认为，拿破仑法典的精神，“是根基于人类平等的原理的，虽然用二十世纪的人的眼光看来，他仍有不少的缺点，但他实是当时法律上的一个大建设。”
《西洋史》下册第315页,在论述19世纪文化的重要表征时，妇女运动也是论述的一个角度。他说，妇女运动的原动力是民主主义。妇女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及工业革命的一个结果。妇女运动的始祖，是英国人武斯冬克拉夫女士。他的名著《妇女权利的辩护》是关于妇女问题的第一本杰作，这本书的大旨认为妇女与男子是一样的，她们同是具有个性的人物，所以她们在智识方面、经济方面、政事方面等，应当与男子得到同样的机会。显然，这里陈衡哲实质上是在借武斯冬克拉夫女士之口阐释她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
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在我们今天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上，并没有给予思想上的重视。新颁布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之“历史人物评价”内容中，也因为全部是清一色的男性人物，没有女性人物。[2]而受到学界异议。相反的是，在这一点上，美欧的教科书评审规则就比较严格，这也是男女平等思想在学校教育上的体现。其中特别规定，教科书应尽可能公正地对待不同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教科书除了反映男人的社会活动外，也应关注女性在过去和现在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贡献，而不应只将内容集中在男性身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声势浩大的公民权利和平等权利运动中，许多社会民众就直言不讳地指责历史教科书中很少涉及历史上的妇女，进而在学校选择和使用该历史教科书时施加强大压力[3]。实际上，从性别角度分析历史教科书已成为20世纪西方学者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如1971年研究者发现美国常用的13种历史教科书中涉及女性内容不到1%，妇女的生活被“轻视、歪曲和忽略”。[4]
如此看来，20世纪20年代陈氏《西洋史》旨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鉴于此，我国台湾学者对于陈氏的这种编写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下层阶级和女性的历史一向是中华民国教育体制内最薄弱的一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劳工的困境固然被提到了，可是他们多半被描述成无助无奈的一群人，教科书字里行间很少流露他们自主性、积极性的一面，换句话说，劳工的社会理想和运动，劳工所创造的文化完全被上层精英所湮没吞噬。至于女性在历史中所应有的角色远比劳工阶层还不如；既有的教科书里，只有陈衡哲能能为女性伸冤，时时表彰具有女性意识的人物，至于其他各版本几乎看不见有女性主体的记录。”[5]
（3）《西洋史》论断上的非凡卓见
胡适特意撰文高度赞扬陈衡哲的《西洋史》[6]，胡适指出：“史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我们治西洋史，在科学的方面也许不容易有什么重大的贡献。”确实如此，民国时期国人研究西方历史，史料的缺乏是第一大困难。接着胡适就国人的西方历史研究及其方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近年以来，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颇有逐渐上了科学方法的路的趋势；但研究西洋史的中学者却没有什么贡献”，“但我们以东方人的眼光来治西洋史，脱离了西洋史家不自觉的成见，减少了宗教上与思想上的传统观念的权威，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我们正多驰骋的余地。试看今日最通行的西洋通史只是西洋人眼光给西洋人做的通史。”
然而在胡适看来，“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他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实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胡适与陈衡哲的交情颇深，评价之中难免有溢美之词，实事求是地说，作为在西洋史研究有着专业造诣的学者，陈氏的《西洋史》有着他人所不具有的雄厚史学基础，从陈衡哲所做的历史论断来看，确实来自于她的深思熟虑，而非西洋人的眼光，是具有一家之言的，体现的是一种“独断之学”。
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例说明。比如《西洋史》下册第235页，陈衡哲就拿破仑所做的历史评价，便显示了她的超人卓识。她指出，拿破仑之以法国革命精神宣传于欧洲各国的真正目的，是很难说的，但我们若知道他对于这个精神所索的代价，便觉得有点不能恭维他了。原来他表面虽打着宣传自由平等的旗帜，而其中却怀着搜刮钱财及招募军队的目的，俾他的黩武事业，可以靠着各国人民的血汗而成功。这个代价是何等重大呵！因此法国革命的精神虽曾跟着拿破仑的马蹄走遍了欧洲的大半，但这只可以说是他的穷兵黩武的旁产品，不是他的至诚目的。但法国的人民，却已深深受到他的愚弄了。论述的平易与朴实，丝毫掩盖不了陈衡哲历史问题分析的深刻性和敏锐性。这个论断，在同时期的其它历史教科书中，是很难发现的，即使今天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于拿破仑的评价，与陈衡哲的论断相比，并不显得有多精邃。
清末黄遵宪提倡“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与民国大多数缺乏新意的历史教科书相比，陈衡哲的《西洋史》恰恰正是“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典范，是“一部很用气力的著述”。正如胡适在其文章中所赞誉的：“西洋史要这样做方才不算是仅仅抄书，方才可以在记述与判断的方面自己有所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