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考点阐讲】

1、         我国古代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首先，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农业实践中“应对”自然条件而产生的，它是建立在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基础上的，是长期农业生产经验的升华。如形成并成熟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旱地“耕一耙一耢一压一锄”防旱保墒耕作体系，形成于宋代的南方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技术，就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这反映了我国人民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智慧。

其次，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丰富的农业实践，他们之间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融会，为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第三，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产生还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关。我国自战国以降，精耕细作农业也进入了成型期。铁犁牛耕的使用，商品交换的发展突破了井田制的樊篱。从此农民土地私有，可以买卖。自耕农始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人身相对自由，经营比较自主。地主则主要采取租佃制方式经营，而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要比份地制下劳动者对地主的依附轻些，因此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西欧中世纪农奴为高。但在多子继承、土地可以买卖和兼并等条件下，他们的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条件不稳定。这样，中国古代农民就有必要、有可能，而且也愿意用多投劳动、精细耕作的方法，争取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我们知道，农业生产归根结底要靠人，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至关重要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正是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前提的。同时，由于个体农民经济力量薄弱，他们的生产条件不稳定，经常受土地兼并和地主夺佃增租的威胁，扩大生产规模是很难的，一般只能在小块土地上，用多投劳力和改进农艺的方法，尽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解决一家数口的生计问题。另外，我国古代经济制度有其特有的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从唐宋迄明清，正是地主经济制的自我调整，使小农进行生产的条件获得某种改善，从而使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精耕细作农业继续获得发展。这也是精耕细作传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四，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以人多地少为发展的重要条件。因为“人多地少”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致力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单位产量。到了清代，地主制经济制度的调整导致农业生产的高涨，这就为人口的激增提供了物质基础或现实可能性(当时人口的增长还与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摊丁人亩”、“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的政策有关)。

2、         关于井田制的内容和性质

关于井田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究竟有无井田制，井田制开始于何时，井田制是不是当时唯一的田制，井田制与农村公社的关系等问题上。

一种意见是肯定井田制的存在。如王玉哲认为，西周耕地划分为公田和私田的制度就是传统的井田制度。郭沫若也肯定井田制的存在，但他不同意孟子对井田制的解释。他认为，孟子所谓的“八家共井”以及公田、私田之分，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化。西周实行井田制实际上是两层用意，一是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二是作为课验直接耕作者勤惰的单位。

另一种意见是否定井田制的存在。如范文澜认为，西周领主们的土地疆界纵横交错，但并没有一井九百亩的区划，与邑密切相关的井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井，井田制是不存在的。胡寄窗也认为，井田制是我国古代空想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而其内涵又最为混乱的一个概念。

对于井田制产生的时间，也有不同见解。唐兰认为，西周前期井田尚未出现。井田制的推行可能是在西周末年的周厉王时期。徐喜辰则认为，商代已用井田方式来从事农业生产。金景芳认为，井田制开始于夏初，以后经过夏商两代以至西周，达到充分发展的阶段，到春秋、战国逐步灭亡。

一些人认为，井田制在其兴盛时期，曾一度是惟一的和普遍实行的土地制度。另一些人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杨向奎认为，西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土地制度，一种是以十夫为单位的乡、遂的土地区划；另一种是以九夫为单位的井田制。徐中舒说，井田只施行于古代中国的东方低地，而不是普遍实行的田制。王玉哲认为，西周有着井田和非井田两种制度。对周氏族成员实行非井田制，对被征服部族则实行井田制。赵光贤则认为，西周时期同时并存着井田制，授田制和贵族占有制三种田制。

对于井田制是否就是农村公社问题也有不同意见。李埏认为，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金景芳认为，井田制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开梁反对以商、周的井田制或邑、室、里、社、书社等和农村公社混为一谈，他认为，农村公社只存在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代，村社成员已沦为奴隶。

──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参考手册》

3．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1）从远古到两晋之际，这一阶段北方经济的发展远远超过南方，政治和经济重心相一致，都在北方。即使是在两晋之际，北方人口大量南移，江南地区得到了开发，巴蜀地区也由于没有大的战争而维持了繁荣，但北方经济的发展仍然超过了南方。（2）从两晋之际至隋唐五代，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经济发展从南弱北强到南北基本趋于平衡再到南方开始超过北方。两晋之际和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战乱，人口大量南移，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特别是江淮、太湖地区荒地大量被开垦，成为国新的富庶之区。隋唐统一，南北经济得到空前盛大的发展。但到安史之乱前，北方经济总的说仍占一定优势。安史之乱期间，南方相对安定，至五代，南方经济才开始逐渐超过北方。（3）第三阶段，从北宋到清朝鸦片战争前，这是经济重心南移的最后一个阶段，经济重心已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并不断巩固和发展。两宋时期，因为南方经济发展已超过北方，因此宋王朝的财赋主要靠南方支撑，特别是南宋王朝更是把南方作为立国之本。此后，历经元、明、清三代，经济上南重于北的形势始终没有改变，南方经济更加繁荣。

4．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第一、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与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在原始社会后期，手工业种类较少，只有石器、骨角器、陶器、纺织、酿酒、编织等部门；奴隶社会增加了冶铜业（主要指青铜业），封建社会又增加了冶铁、制糖、棉纺织业等部门。手工业部门不断增加，有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新的行业，有的则是在原有行业中分离出来形成新的部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如在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先有丝织业，后有棉纺织业；其后棉纺织业不断发展，又分为轧花、纺纱、织布、印染等部门。同样，在矿冶铸造业方面，也日益分化为采矿、冶炼、铸造等部门。另外，原有手工业部门的创立与发展往往带动其他部门的出现与发展。如，中国冶铁业的兴起，使农业制造和兵器制造应运而生，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第二、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以冶铁业发展技术为例：春秋时期以木炭为燃料，皮囊鼓风冶铁；西汉时期开始用煤炭做燃料；东汉时期发明了水力鼓风机──水排提高炉温；北宋以后用焦炭为燃料。同时，坩埚炼铁法的创造和土高炉炼铁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古代冶铁业生产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

第三、手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与工场手工业出现。原始社会晚期只能是简单协作的生产；奴隶社会规模有所扩大，已初步出现劳动分工，生产效率提高；封建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劳动分工更加细密；到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城市手工业生产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工场手工业经营方式，采用雇佣劳动，分工细致，进行扩大再生产。如：江南地区矿冶、纺织、制瓷等部门，具有比较复杂的生产设备，吸收了大量雇佣劳动者。

第四、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并存。一方面，在漫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家庭手工业占有相当的比重。另一方面，官营手工业在中国手工业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到明清时代，官营手工业衰落，私营手工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开始产生。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破坏；二是一些手工业作坊扩大为工场手工业。

第五、经济重心南移与手工业生产布局成相应变化。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南宋时期完成了由北方向南方的迁移。有不少手工业生产部门、手工业制品的主要产地，也从北方逐渐移到南方。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丝织业地区分布的变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宋代以前，中国的丝织生产，繁盛于黄河流域，河北地区最为突出。南宋时期，重心南移，尤以江南地区的苏州、杭州、南京、广州等地最为有名，不论官营丝织业还是私营丝织业都是这样。明代初年，政府在全国一些地方设立官府织染局，长江流域的南直隶（今江苏）、浙江、江西、四川等地都有设置，而以浙江最多。

5．宋代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1）两宋时期商业繁荣的原因：首先，北宋建立以后，消除了晚唐、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逐渐被打破，到宋代，店铺已可随处开设，买卖时间也一改日中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经营。第三，宋代市场上虽然仍然使用金属货币，但在北宋时，四川益州的富商开始发行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来，官府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印制和发行交子。南宋时，纸币使用的地区广、发行量也大大增加。纸币的发行使用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第四，两宋时水陆交通便利，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2）两宋商业繁荣的表现：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的繁荣。繁荣的大都会首推北宋的都城开封和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开封自五代开始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又有专业交易场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开封城内商业的繁华景象。两宋时期，边境贸易繁荣。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对峙。两宋在与辽、西夏、金相邻的边境地区设榷场，进行双边贸易，互通有无，获利甚丰。两宋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政府还特别重视海外贸易。这样，海外贸易发达起来。北宋时，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有几十个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南宋时，海外贸易更加发展，外贸税收成为国库财富重要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