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公元663年,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作者黄宗羲。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21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明夷待访录》现存钞本、刻印本20余种。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收《明夷待访录》,并加以点校,便于阅读。单行本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55年铅印标点本和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标点本。
【复社】
复社,崇祯二年成立于吴江,由云间几社、浙江闻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因以“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故名曰“复社”。在政治上,复社作家自认为是东林党继起者,坚持和阉党斗争,明亡后,不少复社文人又成为抗清复明的斗士。复社领导人物是张溥,他在文学方面,既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又以“务为有用”为口号。他的散文称名一时,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
【《日知录》】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游历北方,誓不与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与黄宗羲、王夫之在二十世纪初被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年在江苏淮安付刻的,称为符山堂本。顾炎武去世后,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稍事整理,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三十二卷,是为遂初堂本。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