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必修三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纸的发明

秦汉时期，以竹木简牍和丝织品作为主要书写材料。但是，丝织品价贵，一般的人使用不起；而竹木简沉重，不便于收藏，也不便于流传。蔡伦独创新意，使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渔网加工造成新的书写材料——“纸”，在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呈献给皇帝。皇帝赞赏他的巧思精意，封他为侯，从此天下都称这种纸为“蔡侯纸”。

但是，现在人们一般公认，所谓“蔡侯纸”并不是最早的纸。
考古工作者曾在新疆、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汉代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了西汉纸的残片。资料表明，可能西汉早期就已经发明了书写用纸。

这些残纸文书的发现证明，帛、竹、木、纸四种文书用品的使用，在西汉时期是并存的。

造纸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在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中，纸的发明影响最为久远，对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也最为显著。纸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的记录、传播和继承，都有了革命性的进步。

指南针和方向测定技术

指南针，是利用磁铁在地球磁场中的南北指极性而制作的指向仪器。指南针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

最初的指南仪器称作“司南”，是将天然磁石经人工琢磨后制成的，样子如同一只圆底的勺。它在平滑的盘上自由旋转，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自然指向南方。《韩非子》中提到过这种“司南”。

北宋军事学著作《武经总要》中，提到一种指南鱼。这种指南鱼用薄铁叶裁成，用地磁场磁化法使它带有磁性，然后让指南鱼浮于水面，就可以指向南方。北宋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用磁石摩擦钢针制作指南针的技术。南宋《事林广记》中，还介绍了当时民间流行的指南装置——木刻的指南鱼和指南龟。
中国的指南针，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由海路传入阿拉伯，然后再传入欧洲。

指南针应用于方向测定，对于军事实践和经济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航海事业的发展意义特别重大。北宋的《萍洲可谈》中记述了中国航船在海上航行的情形，说“舟师”夜晚观星，白昼观日，如果是阴天，则依靠“指南针”辨别方向。成书于南宋的《梦粱录》中也写道：“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
指南针为明代航海家郑和远航东非等地提供了条件。就世界范围来说，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为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火药的发明，与古人炼丹制药的长期实践有关。

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在冶金实践中已经广泛使用木炭。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具有了有关制作火药的原料硫磺和硝石的知识。据说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硫磺、硝石都被列为重要的药材。对炭、硫、硝三种物质性能的认识，为火药的发明准备了条件。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仙药》中已经提到“火药”。
唐末至宋初的战争中，已经开始使用火药箭，随后又出现了火炮。武器发明家唐福把他制作的火箭、火球和火蒺藜献给宋朝廷；石普也用他制作的火球、火箭为宋真宗进行了表演。成书于1044年的《武经总要》介绍了多种火药武器，并且记录了当时的3种火药配方。明代的火器制作工匠还创造了早期的自动爆炸的地雷、水雷和定时炸弹。这些火药武器在当时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印刷术的进步

1900年，在敦煌发现了一卷印刷精美的《金刚经》，经卷最后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字样。唐咸通九年，就是868年。这件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长约1丈6尺的《金刚经》卷子，图文风格凝重，印刷墨色清晰，雕刻刀法纯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

宋代平民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技术，实现了印刷史上的一大革命。用胶泥制作的活字排印，节省了雕版的费用，提高了印制效率，以经济、方便的形式推进了文化的传播。

元代王桢成功创制木活字，又发明了转轮排字盘。他用这种方法试印6万余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了100部。

明代中期，铜活字在江苏无锡、苏州、南京等地得到较多应用。使用铜活字印制的最大的一部书，是清代编订的《古今图书集成》。

中国印刷术经由波斯传到西方。14世纪末，欧洲出现木版雕印的印刷品，如圣像、纸牌以及拉丁文课本等。1450年前后，德国出现了受中国活字印刷术影响而制成的金属活字，用以印制书籍。印刷术传到欧洲后，为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孔子提倡“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些观点都是符合现代科学原则的。然而儒家注重以社会人文问题作为论说的主题，对于自然的探求，对于技术的总结，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荀子•天论》中写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其中承认自然规律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只能顺应自然规律。《老子》强调的“无为”，可以理解为不要有违反自然的行为。中国古代思想中讲究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重视完善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些思想现在看来也是有合理意义的。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又一特点，是比较重视总结实践经验，而轻视理论概括和抽象。因此，中国文化具有强调实用技术，而忽视抽象科学的倾向。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实用之学如农学、医学、地学、天文历算之学等有较突出的成就，就反映了这一特点。

简要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科学成就和文化影响。

他们固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人分开，也没有把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向来主张，研究人类的惟一适当对象就是人本身。因此，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应当怎样理解李约瑟的这段话？

二、中国古代艺术

“出鬼入神”的书法艺术

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以中国汉字的文义为内容，以某种字体的书写为形式的独特艺术。书法艺术以自由多样的线的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感情、气势和意境，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从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金文，经过秦始皇时的小篆，发展出隶书、草书、楷书、行书，最后形成了中国书法的五种主要字体。小篆创始于秦代，字体略长，笔画圆匀，富于图案美。隶书始于秦朝，成熟并通行于汉魏时代，字形结构平衡对称，整齐安定。楷书也称真书、正书，形成于汉末，字形方正，规矩严整。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开始盛行于晋代，它兼有楷书和草书的长处，既工整清晰，又飞洒活泼。草书把中国书法的写意性发挥到极致，变化丰富，奔放跃动，最能表现和抒发书法家的感情。

中国书法艺术史绵延三千多年，名家代有所出。秦代李斯是著名的篆书家。东晋王羲之博采众长，备精诸体，尤擅草书、行书，号为“书圣”。唐代杰出的书法家有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他们创立了楷书中的欧体、颜体、柳体，被后世学习与临摹。而怀素、张旭之狂草亦别具艺术魅力。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说蔡京）被称为北宋四大书法家，都以行书名世。元代书法家首推赵孟，创赵体。明代以文征明、董其昌声誉最高。

中国画，又称国画，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艺术形式。作画使用特制的笔、墨、砚、纸、绢素以及矿物颜料。以题材的不同，中国画又可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画科。在表现技法上，中国画有工笔与写意、勾勒与没骨、设色与墨笔等区别。在艺术风格上，中国画可分为错彩镂金的工笔重彩画与讲究笔墨韵味、自然清新的水墨淡彩画两大类型。

追求抒情写意风格的文人画，是北宋以后中国画的主要艺术形式。文人画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集中体现出画家多方面的文化素养。苏轼的诗“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反映传统中国画注重诗意的特点。有人评价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谓“画中有诗”，其实是诸多中国画杰作的共同风格。

山水画是中国画的精粹，通常以自然风景为主要描绘内容，举凡名山大川、田野村居、城市园林、楼观舟桥、历史名胜均可入画。

中国山水画特别讲究布局构图，画面普遍具有气势雄壮、意境深远的特色。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在创作上，山水画家注重使画面传达出主观情致与神韵，往往并不拘泥于客观自然景物的逼真摹写。

中国画以人物故事和社会风俗为主题的作品，也有许多精彩之作。

金声玉振

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自黄帝时代至周代，诗、舞、乐三位一体的“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河南舞阳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距今约9 000年的“骨笛”，七孔规制，有完整的七声音列。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距今6 000年的陶埙，可以吹奏出符合音律的不同音高。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距今2 400年的青铜编钟等乐器，更是20世纪中国音乐考古史上的一次伟大发现。编钟制作精美，钟上铭文记载着丰富的上古乐理。

秦汉设立乐府机构，广泛收集民间歌曲和四邻诸民族的异域音乐，融合成新的音乐样式，有“相和歌”、“清商三调”（平、清、瑟三调）；至东晋，又形成清婉、细腻、柔美的南国“清商乐”。南北朝、隋唐时代，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成为热潮，民间音乐进入宫廷变为歌舞俗乐，总称燕乐，以歌舞大曲的排场上演，乐器繁富，规模宏大。

明清时代是中国音乐艺术的丰收期，不仅戏曲音乐繁荣，而且器乐艺术发达，形成了古琴、琵琶、筝、三弦、唢呐、笛、箫等乐器独奏艺术门类，产生出诸如琵琶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一大批名曲。

青海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盆上，绘有古人扮作动物，跳狩猎舞的形象。夏商时代已经产生了宫廷舞蹈。周代统治阶级制定出包括舞蹈形式在内的礼乐制度。汉代设乐府，大力采集整理民间乐舞以满足宫廷文化消费的需要，并把俗乐舞用于宫廷祭祀。

隋唐是宫廷舞蹈发展的鼎盛期，官办的乐舞机构有教坊司、梨园院、太常寺等，集中培训了大批专业乐舞艺人。他们继承前代乐舞传统，吸收各民族和西域传来的乐舞，创造出许多优美动人的新作品，显示了古代宫廷舞蹈的辉煌成就。宋元时代的宫廷队舞，继承了隋唐的传统，在艺术上也卓有成就。至明清，宫廷燕乐舞蹈开始趋于衰落。宫廷舞蹈在内容上虽然多是为帝王歌功颂德或表现歌舞升平，但在形式上比较华丽工整，结构严谨，具有一定的技巧性和艺术性。

中国拥有丰富的民间舞蹈文化资源。由于地方特点不同，风俗习惯各异，各民族的民间舞蹈在形式上就更加瑰丽多彩。与宫廷舞相比，民间舞蹈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反映的大多是与人们生产生活休戚相关的场景和喜、怒、爱、憎的感情。

先秦时代，《诗经》和楚辞中生动地描写了周代中原及荆楚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舞蹈形式。两汉时代各地乐舞有了相应发展，出现了歌舞繁荣的局面。甘肃敦煌石窟壁画记录了《西凉乐舞》的风韵神采，展示了南北朝时代“胡舞”的风范。隋唐时期民间舞蹈的总体特征是各民族舞蹈艺术的大交流、大融合、大创造。宋代的民间舞蹈十分兴盛，民间舞队非常活跃。据《武林旧事》所记，仅元夕舞队就有70种，有许多节目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戏曲

戏曲，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如今在中国大地上，有三百多个剧种在演出，古今剧目，数以万计。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的乐舞百戏，隋代的“四方散乐”，唐代的杂技歌舞，都与后来的戏曲具有较密切的渊源关系。

自宋代开始，曲子词、鼓子词、诸宫调等说唱形式发达起来，杂剧与南戏脱颖而出。一人主唱、曲牌联套体的戏曲音乐，成为元杂剧的核心艺术形式。

明代传奇剧在广泛吸收南方各种民间音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海盐、余姚、弋阳、昆山四大声腔。其中，昆山腔经艺人精研细磨形成“水磨调”，成为明清曲牌联套体戏曲舞台上的主腔。后来，皮黄腔、梆子腔等地方戏曲声腔兴起，创板式变化体唱腔，赋予戏曲更大的表现力，促成了京剧的出现和繁荣。

中国古代的书法和绘画有哪些名家名作？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孔子：《礼记•乐记》

孔了认为音乐和政治是相通的。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诗的经典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305首诗歌。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诗经》的精粹，反映社会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其中也揭露了阶级压迫和剥削。著名篇章有《相鼠》、《伐檀》、《硕鼠》、《关雎》、《氓》、《七月》、《无衣》等。《雅》是周王朝王城所在地的诗歌，分为《小雅》和《大雅》两部分，主要是反映贵族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也抒发对社会不公及黑暗腐败现象的忧虑与不满情绪。著名的篇章有赞颂周族祖先开拓之功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作品。《颂》是国王和诸侯用于祭祀和重大典礼的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主要是对祖先和当权者功德的歌颂。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或间以杂言，语言丰富多彩，音节和谐，艺术感染力很强。《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深广，它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被后世列为儒家经典。

楚辞的魅力

楚辞是继《诗经》以后，在公元前4世纪产生于南方楚国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与《诗经》质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所不同，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像奇特，文采华美，风格绚丽，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诗体相比，楚辞的句式较为灵活，句中有时使用楚国的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于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是楚辞作者的杰出代表。他毕生追求“美政”，即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变法图强，富国强兵。然而，当时的楚国奸佞当道，屈原屡遭流放，最后投水而死。屈原的作品全面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政治理想和心灵创痛。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长诗，风格浪漫，充满奇特的幻想。屈原的著名诗篇还有：想像丰富、文辞清婉的组诗《九歌》，反映作者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冲破旧传统的大胆怀疑精神的《天问》，直抒胸臆、描绘流放经历与心境的组诗《九章》等。

屈原的《离骚》著称于世，人们又称楚辞体为“骚体”。文学史上常以“风”（指《诗经》）、“骚”或“诗”、“骚”并称。“骚”与“风”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南齐沈约就认为，汉魏以来诗文“莫不同祖风骚”。

赋，是从骚体诗演变而来的散文和韵文并用的文体。赋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巧文多智的特色。

西汉早期的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等，都借物抒怀，意境深沉。枚乘的《七发》，开汉武帝时代长篇赋的先河。
汉武帝时代，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赋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这些赋以气势恢弘、词藻华美为主要特征，反映了当时文人气度的宏阔广大，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

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作家是扬雄。东汉时期，班固、张衡的作品地位最高。

东汉后期，长篇赋渐少，各种抒情写物的短篇赋兴起。这些短篇赋摆脱了长篇赋文辞铺张的弊病，意境更为清新活泼。

李杜诗篇万口传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唐诗的繁荣局面历来为人称道，当时名家辈出，流派众多，作品极为丰富。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2300余位诗人遗留下来的诗作竟达5万多首。

盛唐大诗人李白（701—762）以激情与浪漫著称，有“诗仙”的美誉。他的诗风狂放炽烈，是盛唐气象在文学上的体现。他生活在唐朝国力强盛、文化开放的社会背景下，所抒发的那种“行路难”、“多歧路”的怀才不遇的愤懑，与唐代社会崇尚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时代风气有关。他所吟写的一些名句，比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等，透射出中国古典诗歌荡人心魄的浪漫情怀。

与李白相比，杜甫（712—770）可称作是一位“苦难诗人”和历尽沧桑的时代歌手。他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由于经历了太多的离乱与漂泊，其诗风表现出许多的凝重与沉郁。“三吏”、“三别”系列诗篇中的愤懑呼喊，使其诗风笼罩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杜诗向来以臻于化境的严整格律、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著称于世，他的七律《秋兴八首》、《登高》，五律《春望》、《月夜》等，凝重工整，对仗整饬，堪为律诗典范。杜诗被后人称作“诗史”，杜甫则有“诗圣”之美誉。唐代大文豪韩愈赞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清朝赵翼也说“李杜诗篇万口传”。李白与杜甫，如镶嵌在大唐灿烂文化星空的双子星座，是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

词，是由民间流行的长短句歌词发展而来的一种新诗体。唐代，民间就已流行这种能够合乐歌唱、句子长短不一的诗体，号为“曲子词”。唐代白居易、晚唐五代时期的“花间派”词人、西蜀词人韦庄、以及南唐后主李煜等，在词的创作上各有千秋，成就斐然。

词发展至宋代而走向辉煌。宋词既是宋代文学的标志，也是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作词就是按照特定的乐调曲谱填制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宋词的唱法久已失传，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音乐节奏之美。

在北宋词坛上，柳永是一面鲜亮的旗帜。他以切身的感受入词，以市井风光入词，以清浅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词，用白描的笔法与文人的意趣，不避俚俗，铺叙绘写，极状都市繁华和悲欢离合之情。由于柳词特有的艺术魅力，故而在宋元时代流播最广，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说法。

苏轼也是一位在词的发展史上有巨大贡献的人物。他打破了诗与词的界限，以词怀古、感旧、记游、说理，使词从“樽前”、“月下”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他的词清新俊逸，刚健豪放。

南宋的词，由于社会变迁、国运式微的影响，增添了许多慷慨悲壮、低迷感伤的情绪，但却如实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李清照是一位经历过南渡悲苦、对山河破碎有切身感受的女词人，所以，在她的作品中，蕴涵着对国家兴亡的沉痛感慨。相比而言，张元干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等词篇，则豪气纵横，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

南宋著名的词人还有辛弃疾。辛弃疾以其高超的艺术功力、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鲜明的个性风格，成为豪放词派的集大成者。

元曲与市民社会

广义的元曲，包括元代杂剧和元代散曲两大类，即通常所说的“剧曲”与“散曲”。

散曲是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流行起来并兴盛于元明时代的一种诗歌体裁。它包括篇幅短小的小令和多支曲子连缀而成的套数（亦称套曲、散套或大令）两种主要形式。与词相比，散曲在音节和用韵上都比较自由，句子长短更为参差，而且可以加衬字，多用方言俗语和当时的新词，增加了语言的灵活性和通俗性。这对后来的诗歌与戏曲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散曲的兴起，是诗体的一次解放。散曲题材广阔，语言幽默通俗、明快泼辣，形式活泼，描绘生动，手法多样，使时人耳目一新，逐步占据文坛的重要位置。

元杂剧是融合宋金以来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形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它是用中国北方流行的散曲曲调演唱的，因此又被称为北曲或北杂剧。

元杂剧作家众多，名剧迭出，反映了当时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创作出多部揭露黑暗现实、讴歌反抗精神的高质量剧目。其中，《感天动地窦娥冤》一剧，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为适应统治阶级燕乐的需要，尤其是为满足广大市民阶层日益强烈的文化需求，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日益兴盛。当时，在城市里有了杂剧及其他各种技艺固定的演出场所，时人称之为“瓦肆”或“勾栏”。

明清时代，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出现了新的景象，社会生活亦趋复杂丰富，古典小说创作进入了繁盛时代。

元末明初，在宋元话本体裁的基础上，产生了章回形式的长篇白话小说。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三国、水浒故事在民间长期广泛流传，有关题材的话本、杂剧推波助澜，催生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树立了楷模。

明代中叶以后，手工业和商业繁盛，商品流通扩大，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心理需求，呼唤出一个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长篇白话小说创作，盛况空前。历史小说数量繁多，代表作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神魔小说有《封神演义》等，尤其是吴承恩的《西游记》，影响最为深远。它在一个传统的取经故事里，表现出要求个性解放、冲破传统思想束缚而积极进取的精神。

明代短篇白话小说对社会风俗与人情世界的描绘更加精练和精彩。冯梦龙所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初编著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

清代小说在描摹人生世情方面有更为成功的表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真切描绘了知识分子、官僚及乡绅的生活和心理，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讽刺艺术。曹雪芹的《红楼梦》更是一部为后人“说不尽”的奇书。曹雪芹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通过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变故，揭示了专制帝国由强大走向败落的必然历史命运。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借花妖狐魅的故事，艺术地反映了广泛的现实社会生活。

晚清近代的小说创作与近代政治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改良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

你能够分别举出唐诗、宋词、元曲中三组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名作吗？

《论语》上记载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左传》中记载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几段话都指出了会诗能文的重要性。你对这些说法有什么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