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选修《探索历史奥秘》专题七下载

导语

对历史奥秘的探索，可以引导我们迈进充满新奇知识的世界，也可以帮助我们以新的视角观察历史和历史学。在激发我们学习历史的兴趣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到历史学家的基本工作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史学方法多种多样。近一百年来，中国新史学的基本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我们可以看到，站在史学研究前沿的学者，大多比较重视考古文物工作的新收获，重视其中反映历史状况的丰富信息。对历史文献的重视，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当今史学界有成就的学者们大多都注重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的结合，使得史学方法得以创新，史学研究得以进步。

我们进行接触考古文物工作的初步尝试，应当有益于同学们在生动活跃的气氛中深化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理解。 即使对于被称做“故纸堆”的历史文献，也应当提倡从新的角度予以新的认识。对于以往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文字遗存，也可以从中挖掘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进行本专题的学习，除了教科书涉及的内容之外，提倡更广泛地关注考古文物工作的新成果。特别是对于学校所在地方的考古发现，应当有更多的关心。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考古工地现场观摩。如果不具备适宜的条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了解考古工作的基本方法，也可以进行相应内容的课堂学习。

文物知识的学习，应当注意教科书以外多方面的介绍，提倡有组织地参观博物馆和文化馆的馆藏文物。也可以组织课外活动，请文物收藏家介绍有关知识。

对于地方志、家谱和各种契约文书中的历史资料，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收集，扩展分析和观察视野。对于碑刻、墓志、古建筑等文化遗存，也可以采用科学的考察方法，认识其中反映的历史信息。

考古工地现场观摩 

考古工作包括田野调查、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而田野考古是以发掘为中心的。

考古发掘的目的，是要把埋没在地下的历史遗迹和遗物揭露出来，进而进行科学的分析。

考古发掘的主要对象，是古人的居住遗址和古人的墓葬。考古工作者对居住遗址的发掘，一般采取开探方（或探沟）的方法，记录各种现象，并且留出剖面，以观察文化层的堆积。在发掘过程中，对于遗迹、遗物都要详细记录。对于各种遗迹，比如房屋、窖藏、道路、沟渠、水井、城墙和城壕的发掘，都有不同的操作方法。对于各种遗物，都要明确它们所在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除了标明层位以外，还要记录坐标，以备查考。发掘墓葬的墓室，要求仔细清理葬具、尸骨、随葬品及其痕迹。不论发掘何种遗迹，都应当注意任何细微的迹象，比如夯土的夯窝、坑壁的挖痕、房基的柱础和道路的车辙等等。

观摩考古工地的实际发掘工作，应当注意考古工作者是怎样遵守地层学的原则的。“地层”这一名称是从地质学借用的。在人类居住的地点，通常都会通过人类的各种活动，在原先天然形成的“生土”上堆积起一层“熟土”，其中往往夹杂居住者有意无意遗弃的器物及其残余或者有关现象。这种地层遗存，被称做“文化层”。如果后代人类居住在同一地点，又会在已有的“文化层”上堆积新的“文化层”，这样长期延续，“文化层”就会越堆越厚，层次越来越多。如果没有扰乱，上层的年代必然比下层的年代晚。这样，文化层的堆积就构成了这一居住遗址的“编年历史”。 

现在考古工作者勘探地下土层与埋藏物时常用的一种工具，是通常称为“洛阳铲”的探铲。 明万历年间王士性《广志绎》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据说，出现于洛阳的探察古代墓葬的工具，起先有长条铣、瓦形铣、连箍铲等多种。 现在我们所说的“洛阳铲”，铲头刃部呈月牙形，剖面作半筒状，打下后提起，可以带上泥土，执铲者可以据以判断地下土质及其他现象。

“洛阳铲”原本是旧时洛阳盗墓者所创制使用，因以得名。盗墓者利用这种制作简单、携带方便、可以探知极深地层的工具，能够经济便捷地发现墓葬所在，甚至能大略了解随葬器物的埋藏情况。“洛阳铲”的应用，是历代盗墓技术遗存中的积极内容得到借鉴的实例。 　　

与使用“洛阳铲”直接有关的，是察看地下土质以判定墓葬所在的技术。借鉴这种技术以区别生土、扰乱土（五花土）、夯土，现在已经成为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的基本功。 职业盗墓者的有些经验，在现代考古发掘中也得到利用。例如，被称为“土夫子”的长沙盗墓者，后来在科学考古工作中参与清理发掘古墓，做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

通过观察样土来判断古墓的深浅和年代，是“土夫子”的特长之一。这一技术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为发掘工作带来了方便。由于随葬铜器氧化，使周围的土质发生变化，“土夫子”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铜路”。他们能够依据“铜路”准确地判定铜器所在位置，以便完整地进行清理。铜器氧化程度不同，质地有明显的差异，“土夫子”们对这一情形的熟悉，也有效地避免了铜器的损伤，保全了许多珍贵文物。  

什么是文物 

唐诗已经使用“文物”这一语汇，如杜甫《行次昭陵》诗：“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诗：“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孙元晏《淮水》诗：“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其涵义已经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物”。北宋时期以青铜器和石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兴起，以后又有所扩大，这些器物被统称为“古器物”或“古物”。明清时期普遍使用“古董”或“骨董”的名称，清乾隆年间又出现“古玩”一词。这些名称的涵义大体相同。但是在许多场合，古董、骨董和古玩，是指书画、碑帖以外的古器物。

文物是指具体的物质遗存。文物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由人类创造，或者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二是成为历史的遗存，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的。 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惯例，文物是指一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遗存。  

鉴赏文物  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有大量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 各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尽管有文献记载的描述，但是因为缺乏具体的形象，人们不可能真切地了解其历史特征。只有文物，才能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示出来。

通过对文物的鉴赏，不仅可以体味文物本身的艺术价值，还可以联想到文物制作者生活的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和时代精神。鲁迅有一篇《看镜有感》，写到自己在鉴赏古镜时的感想，其中“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等认识，都体现出十分透彻的历史眼光。他由一件文物而涉及历史，涉及时代风格的变迁，涉及近代化，涉及国民性，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文化分析。不过，他说“海马葡萄镜”是“汉代的镜子”，却是一种误会。现在考古学者已经明确知道，这种镜是唐代制作。“海马葡萄镜”又称“海兽葡萄镜”，也有“禽兽葡萄镜”、“天马葡萄镜”和“瑞兽葡萄镜”等称呼。  

保护文物 

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人们自立和进取的精神支柱。文物体现了不同国家和民族长期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倾向、意识风格、生活习俗等。因此，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文物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另外，文物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也就是说，文物不仅是各个国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化财富。 现代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为的和自然的破坏和损坏文物的因素显著增长，文物保护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4年6月发起了历时6个月的保护文物古迹的国际运动，要求各成员国充实和改进保护文物的技术和法制措施，同时要求各成员国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使文物的价值观念家喻户晓。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8年11月，第20届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保护可移动文化财产的建议》。

中国原本就有保护文物的传统。秦始皇曾经派千人打捞沉没在泗水的周鼎。汉武帝得到出土的铜鼎，将年号改为“元鼎”。据《宋书?五行志》记载，西晋的武库中收藏有孔子穿过的鞋子和汉高帝斩白蛇剑。 《吕氏春秋?节丧》中写道，对于盗墓行为，要“以严威重罪禁之”。《淮南子?论》说，当时法律有“发墓者诛”的条文。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唐律疏议》卷一九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 明代法律还规定，不论是国有土地还是私有土地，凡地下发掘得到的古物，限期上缴国家，否则予以惩处。  

文物作为历史的遗存，包涵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文物资料往往和文献资料可以相互印证。许多历史学者重视对这两者进行比照研究，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

王国维曾经提出用“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主张。他称此为“二重证据法”。这种研究方法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过去中药铺中有称做“龙骨”的一味药，其实是地下出土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了上面的契刻符号，开始收购这种甲骨。又经罗振玉查访，得知这些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罗振玉还辨认出甲骨刻辞中有商人先公先王的年号，确认这些甲骨是商王室的遗物。从此，甲骨文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方向出现了。

《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和秦章邯军决战，大胜之后项羽接受章邯投降之处在“洹水南殷墟”。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出土于洹水之南的小屯村。这样，小屯甲骨的出土就印证了《史记》中的说法。《古本竹书纪年》说，商王朝自盘庚迁殷到纣王亡国，273年始终以这里为都城，学者根据各王祭祀卜辞的发现，证明这一说法也是可信的。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录了商王的名称和世系。但是，千百年来，人们不能确定这些记录是否准确。王国维通过对甲骨的研究，证明《殷本纪》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还根据卜辞文字，纠正了司马迁的一些错误。 许多考古学者有关古文字和古器物的学术工作，都并不是就文字而文字，就器物而器物的研究，而最终都归结于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比如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一书，就是通过甲骨文资料的研究，涉及殷商时代的祭祀传统、战争形式、狩猎习俗以及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当时多彩的社会文化的画面。

许多非文字资料，对于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的面貌同样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反映古代用鼎制度、车马制度、埋葬制度的许多文物资料，都体现了等级制度的森严。通过人物画像和雕塑的面容形态，也可以看到当时不同身份人们的心理特征。当我们面对汉画像砖描绘“胡人”形象的画面时，可以得知当时民族关系的状况。而北朝和隋唐时期内地墓葬出土的外国金银币，也可以告诉我们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密切程度。 西汉汉南陵陪葬坑出土了犀牛的骨骼，因为这种动物今天在中国已经基本绝迹，所以有人怀疑这些犀牛是否产自中国。其实，许多文物资料说明，在中国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曾经有数量相当多的野生犀牛。新石器时代遗址曾经多次发现犀牛骨骼。甲骨文资料可以说明，当时焚林而猎，最多曾经一次获得71头犀牛。春秋战国时期，犀甲是最精良的武士装备。四川出土秦汉时期的犀形铜带钩、犀灯等文物，可以看做当时西南产犀的例证。有关犀牛生存的文物发现，可以说明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的变化。  

从地方志中读乡土史 

地方志，是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重要内容。地方志的编修和保存，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地方志里，除了叙述地理风貌、诸业物产、民间礼俗以外，也有当地历史的集中记录。千百年来历史文化所有的闪光点，大多都记载在地方志之中。 通过地方历史资料，人们可以获得生动的历史知识，也可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不过，还应当看到，在地方历史文化的这些遗存中，也有出于乡土情感而附会和夸大的内容。因此在利用这些资料时，应当进行必要的分析。 以农耕经济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民族常常表现出比较浓烈的“乡土意识”。就是说，人们对于自己家族与自己本人出生与生活的家乡故土，怀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特殊的观念、特殊的感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各个地方的历史遗存，往往得到精心的保护和郑重的传承。

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不同的文物胜迹，也有当地名人的故事在民间流传。 让我们仔细观察周围的生活吧，也许野草丛中的一块残碑，老屋墙上的一件砖雕，田头犁出的一个瓦片，路边捡到的一枚铜钱，都可以告诉我们一段历史呢。乡音中的古词汇，民风中的旧礼俗，也是一种历史的遗存，同样也包含着值得我们重视的历史信息。

地方志，又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料著述。 地方志一般记述一个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经济生活、社会文化、民间风俗、古迹名胜和名人事迹等等，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包含的文化信息，有值得重视的价值。

编修方志从先秦时期开始，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及民国时期，皇帝或中央政府曾经屡次颁布诏书或条例，对编修方志加以规范或指导。现今发现和留存的宋元以来的方志多达8000多种，10万多卷，约占现存古籍总数的十分之一，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读地方志，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乡土历史。家乡和我们关心的其他地方的自然风貌、文化传统、社会礼俗，都可以通过阅读地方志得以知晓。  

从家谱中读宗族史  家谱，是中国文化遗存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家谱分别记录着不同的姓氏、不同的家族生息和盛衰的足迹，字里行间体现着古人的创业历程，铭刻着时代的深刻烙印，折射出久远的历史光辉。每个家族在历史中前进的步伐，往往有行有止，有聚有散，有喜有忧，有成有败，有辉煌的纪念，也有苦难的伤痕。这就是鲜明而生动的历史。

从契约文书中读经济史  契约文书作为经济文件，是了解当时经济史的原始资料。

契约文书中最常见的有买卖契约、租佃契约、借贷契约、雇佣契约和财产分割契约等。契约文书记录了一定经济形态下的土地关系、雇佣关系、财产继承关系和物资交易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当时的经济状况。年代比较早的，或者内容比较稀见的契约文书，更具有重要的价值。 了解过去社会的经济关系，有必要接触和见识当时的契约文书。 

用简要的语言谈一谈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

材料一 看镜有感 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 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沿边是一圈小飞禽。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但我的一面并无海马，其实和名称不相当。记得曾见过别一面，是有海马的，但贵极，没有买。这些都是汉代的镜子；后来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纹可造粗拙得多了。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红花，海棠之类。海即现在之所谓洋，海马译成今文，当然就是洋马。镜鼻是一个虾蟆，则因为镜如满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汉事不相干了。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 现在流传的古镜们，出自冢者中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镜，薄而且大，规抚汉制，也许是唐代的东西。那证据是：一、镜鼻已多磨损；二、镜面的沙眼都用别的铜来补好了。当时在妆阁中，曾照唐人的额黄和眉绿，现在却监禁在我的衣箱里，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罢。 但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那里，则除了婚丧仪式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逐了。然而也还有余烈可寻，倘街头遇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东西，上面缚著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试伫听他的叫喊就是“磨镜，磨剪刀！” 宋镜我没有见过好的，什九并无藻饰，只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类的迂铭词，真是“世风日下”。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 但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击过的。他加以比较研究之后，终于决定还是铜镜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说，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粹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

鲁迅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读鲁迅的《看镜有感》，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你们作诗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像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在你所常诅咒的那故纸堆内讨生活的人原不止一种，正如故纸堆中可讨的生活也不限于一种。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你跟我的时候，我的工作才刚开始（这可说是你的不幸吧！）你知道我是不肯马虎的人。从青岛时代起，经过了十几年，我的“文章”才渐渐上题了，……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但我相信我的步骤没有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作用并不一样。

阅读材料二，请问应当怎样理解闻一多的主张？

顾颉刚谈“杂史” 在说过了二十四史之后，应当接下去讲讲中国史书的另一重要部分——杂史。 正史，是少数人写的。杂史，无边无际，是历代许多人写的。故，杂史的书多，量大。 杂史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正史的体例；有的，是笔记体例；有的，是诗、文体例；有的，是小说等种种体例。这些，就都得要看。在这些著作之中，有许多史事是任何正史书籍中所不曾有的。 ……各朝各代，代代都有富有史料价值的书籍。这些书籍的体例有种种不同，有笔记，有回忆录，有学术著作，有诗、有赋、有小说、有剧本，有史书……。还有一种“竹枝词”，原来宋人唱的词。后人，用这一词牌，写出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和事。从中皆可以找出史料。此词，每一首是四句，七言。 这些富有史料价值的各种体例的书籍，我们学历史、研究历史的，都应把它们当做历史书去查阅参考。所以，都叫做杂史。 ——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