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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意“历史教科书”专题

时间:2009-10-18 17:29:22  来源:王虹
 

日本“教科书问题”说明了什么

 

月初,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歪曲历史真相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中竟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一时间,“历史问题”再起波澜,中国、朝鲜、韩国等国家纷纷表示抗议。

 

背景:右翼势力更加猖獗

 

二战以后,围绕那段侵略历史,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反省与否认两股势力、两种思潮。日本社会整体上未能像德国那样与侵略历史划清界限,以致在国际上早有定论的侵略战争问题上未能形成正确的法律基准、政治结论和舆论共识。“如何看待那段历史”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为50多年后的日本新生代仍需回答的沉重“作业”。

 

在战后,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在“言论自由”的幌子下得到纵容,坚持反省历史的人士却常遭右翼势力的人身攻击。在艰难条件下,战后日本和平势力和有识之士推广正确历史观的努力值得大书特书,令人钦佩。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届日本首相关于侵略历史的表态逐步呈现进步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萧条,政局动荡,社会迷惘,给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革新势力”的衰退,导致了政界“总体保守化”;日本急于推动政治大国战略,突显出其在历史问题上与亚洲各国的矛盾;不甚了解历史真相的日本“战后世代”走上社会后,对翻案运动缺乏识别和抵制能力。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日本国内和平势力大为削弱,右翼势力变得有恃无恐。

 

近年来,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历史运动愈演愈烈,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披上了“学术”外衣,并在历史教科书上寻找突破口。1982年,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中学教科书进行淡化和删改侵略历史的修改,曾激起第一轮“教科书问题”波澜。在亚洲各国和日本国内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许诺修改,并把要照顾同亚洲邻国关系作为审定教科书的基准之一,此即“邻国条款”。1986年,日本再次淡化和删改教科书,激起第二轮“教科书问题”波澜。在内外舆论的推动下,日本历史教科书内容从80年代中期起渐有改善,90年代开始写进侵略战争的史实。

 

去年4月,日本文部省开始征集今春审定、明春起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书稿。经过一年的审查,8家出版社提出的送审稿全部被文部科学省批准放行。这些书稿在历史描述上均有倒退,尤其是其中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书稿严重歪曲历史,鼓吹侵略有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结果激起了第三轮“历史教科书”波澜。

 

问题:教科书鼓吹“侵略有理”

 

以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会长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下简称“编撰会”)在这场篡改教科书运动中充当着极为恶劣的急先锋。该“编撰会”于2000年4月向文部省提交了两部教科书书稿,其内容极尽颠倒黑白、否认侵略历史之能事。迫于内外抵制压力,2000年12月文部省对该教科书提出了137处修改意见,该教科书进行了一些修改。但西尾干二声称:(修改后)“仍保留着我们的想法。”足见修改并未改变该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的性质。

 

“编撰会”的教科书版本通篇贯穿歪曲历史、挑战国际公理、伤害受害国感情的谬论。

 

第一类:在战争性质上颠倒黑白,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该教科书提出“历史不是科学”,送审稿中称“战争难分善恶。不能说哪方是正义的,哪方是非正义的”。以此种“是非观”为铺垫,该书抛出了扭曲了的历史观。围绕侵华战争的原因、决策、进程等问题,该书以渲染中国的“排日运动”、强调关东军个别行为等手法,极力抹杀日本的侵略意图及罪责。关于日伪“满洲国”,该书竟称这是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强调满洲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人们生活得到了提高”。至于吞并朝鲜半岛,该书经修改后仍坚持说,韩国无力应付列强威胁,兼并韩国是出于“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满洲的权益”的必要,兼并行为是正当的。关于太平洋战争,该书经修改后仍贯穿“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的论调。

 

第二类:在历史描述上歪曲真相,在史料选择上避重就轻,为日本开脱侵略罪责。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惨无人道的杀戮行为,日本右翼否认侵华历史也总是从否认南京大屠杀做起。其卑劣手法无非有二:一是以质疑30多万被害者人数来否定大屠杀本身的存在;二是以战争中有伤亡乃天经地义、日本人也有伤亡为由否认屠杀罪行。该教科书经修改后仍称:“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量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原书注)。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该书通篇渲染日本士兵和平民的伤亡人数,对亚洲各国的巨大损失和伤害情况却只字不提。

 

第三类:把神话当做历史,鼓吹“皇国史观”。该书在第一章“原始与古代”中,把神话作为日本的起源。该书宣扬培养军国主义精神的“教育敕语”,经修改后仍称“它成为近代日本人的人格支柱”。

 

第四类问题:为军国主义扬幡招魂。该书随处宣扬日本士兵和国民在战争中“为国献身”的精神,强调“在困难的条件下,许多国民勤奋工作,英勇战斗。这是希望战争取得胜利的行动”。

 

关键:政府为该教科书开绿灯

 

日本审定教科书的责任机关是文部省(今年1月改称文部科学省),主管负责人是文部大臣。教科书书稿一俟审定合格,文部科学省给相关出版社发出“合格”通知书,出版社便可拿着样本上市征订和印刷。

 

去年“编撰会”的教科书版本送审以来,中国和韩国政府一再驳斥该教科书的内容,再三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国际舆论对该教科书纷纷提出了愤慨和抗议。4月3日,日本政府不顾内外舆论反对,对“编撰会”的教科书予以通过。其公开理由是:“它们不是国定教科书,不能进行政治干预。”

 

日本的教科书既有审定制度,就有权给予合格或不合格;既进行审定,就要对予以放行的教科书负责。如果对所审教科书的历史观不闻不问,则正说明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问题何其严重。“编撰会”的教科书显然违背“村山谈话”精神,也违背了“邻国条款”。

 

根据种种迹象,日本政府不仅是纵容,而且还有逆向“政治介入”、予以反面诱导的嫌疑。如文部省曾一再指导出版社要在内容上“更加平衡”,诱导出版社以“自主限制”的方式删除了很多90年代以来已写入教科书4月3日下午,“编撰会”的教科书审查通过后,日本主要媒体随即报道,该教科书是在做了大幅修正后才合格的。但“编撰会”会长西尾干二却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尽管做了一些修改,但并没有伤筋动骨,最初设定的目标基本业已达到。

 

后果:负面影响亟待消除

 

日本教科书中如何记述那段侵略历史,并不只是日本主权范围内的事。从国际法、国际常识及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看,日本理当准确记述那段历史。从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看,日本右翼教科书的影响有三:一是极大地伤害了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态度的被害国人民感情;二是令人怀疑日本政府和国家意志对待侵略历史的真实姿态;三是事关下一代日本人是否将接受“侵略有理”的历史教育。

 

日本政府一意孤行,竟然为这样一种教科书大开绿灯,其对日本后代的影响极其严重,日本政治与思潮走向实在堪忧,日本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基础再度受损。该教科书通过后,中国政府和韩国政府多次严正要求日方纠正审定错误,中国、韩国、朝鲜、新加坡、泰国等亚洲国家以及包括旅美犹太人人权组织在内的欧美舆论纷纷表示了忧虑和抗议。去年以来,日本有识之士和有关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开展了抵制右翼教科书的活动。面对内外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的回答却是“决不进行重新修改”。

 

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一天不止,日本反省势力和国际舆论的抵制便不会停止一天。关键仍在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代表和贯彻何种国家意志。日本政府理应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审定错误,挽回其对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造成的严重后果,尤其不要给开始走向“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中日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金熙德 ) 《北京青年报》 2001年4月19日

 

 

日本教科书 修改了些什么

作者:佚名

 

日本教科书四年一审,每审通过的教科书都有多种,但在2001年和2005年的两审中“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新版历史教科书(2001版和2005版)口口声声宣称“内容是经得起检验的”,到底有些什么内容呢?我们发现,只要信手拈来,就都不忍卒读。

 

侵攻台湾

原文:“日本政府便以惩罚台湾住民为日本权责而出兵台湾(台湾出兵,1874年)。这次冲突反映出尚未具有近代国民国家观念的满清,与业已具备国境概念之近代国民国家日本意识的差距。”

——据2001版

简评:可以因“惩罚”而肆意出兵,这种出兵居然还是近代国家意识的体现,要解释何谓“强盗逻辑”,没有比这一段更合适的了。

 

甲午战争

原文:“日本再次强迫朝鲜与日本建交。其结果就是1876(明治9)年日朝修好条约的签订。就朝鲜而言,这是不平等的条约,不过日本却因此解决了长久以来与朝鲜悬而未决的国交关系。”“日清两军发生冲突,日清战争开始了。”

——据2001版

“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

——据2005版

简评:虽然明讲了和朝鲜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却显然因解决了日本单方面的外交需求而令编纂者津津乐道。至于挑起甲午战端的——从行文来理解——当然是那个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的清朝无疑了。

 

九一八事变

原文:“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关东军军官制定了通过占领整个满洲解决问题的计划。”“捏造的柳条湖事件    1931(昭和6)年9月18日晚上10点20分左右,奉天(现在的沈阳)郊外柳条湖的满铁铁轨被人炸坏。关东军指称是中国方面所为,立刻占领满铁沿线的都市。但实际上是关东军自己破坏的。”

——据2001版

简评:有意思的是,2001版还承认柳条湖事件是关东军自己干的。当然,教材强调了是因为北有苏联威胁而南有国民党力量,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但这种承认,到了2005版里就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有南北两面对日本的威胁了。

 

卢沟桥事变

原文:“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一早,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进入战斗状态。虽然当时人们希望现场解决,但是不久日本方面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了动员令,此后进入了持续8年的日中战争。”

——据2001版

“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

——据2005版

简评:这是分别引自2001版和2005版的内容。关于谁打响了第一枪,教材毫无新意地认为是“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而在事态的发展上,2001版的“日本方面大规模派兵”到了2005版就成了“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也就是说,变成了“中国方面大规模派兵”了。

 

西安事变

原文:“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

——据2005版

简评:2001版没有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容,2005版显然认为这一事件也可经加工成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于是该内容的潜台词就不难理解为:不是日本要战争,而是中国共产党阴谋挑唆起了中日战争。

 

南京大屠杀

原文:“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关于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被发现有很多疑点,存在各种见解,现在仍在争论。”——据2001版

简评:2001版已经为了尽量不让读者注意到南京大屠杀而想尽了办法,又是称“事件”,又把这句话挤在正文后的括号内,又把字体缩小到让人难以辩认。可是,到了2005版还要变本加厉,在最新版的教科书里,根本就删掉了这句话,这样等于是根本就不承认发生过屠杀事件了。

 

侵略战争

原文:“1941(昭和16)年12月8日早上7点,人们从号外得知日军已经与英、美军进入战斗状态。……日本国民的精神为之一振,中日战争长期笼罩的阴霾也一扫而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积极培养实力的日本终于与美国对决了。”“日军击败同盟国的军队,使长久受到欧美殖民统治的亚洲人勇气倍增。”“战争总是悲剧。但是在战争中分清是与非是困难的。我们不讨论谁是战争的正义一方,谁是非正义的一方。”

——据2001版

简评:在教科书里,你根本看不到“侵略”两字。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叫“出兵”,因为据右翼讲,朝鲜根本不用侵略,只不过是为了征服明朝的借道罢了。在此逻辑下,偷袭珍珠港当然也就成为了“令国民精神一振”的“对决”,而这种行动,还使得全亚洲人民都“勇气倍增”。至于日本的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侵略,编纂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很“沉着”地最后来上一句“我们不讨论正义与非正义”来加以回避。

 

战争罪行

原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在战争中发生过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行为,日本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日本士兵和百姓牺牲。”“[一再出现的国家犯罪]大屠杀是在战争期间针对一个民族而非敌国所进行的灭种行为。这种行为在战后是国际法所明文禁止的。但是在20世纪期间,这种与战争无关的大杀戮,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等世界各地一再出现,被杀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据2001版

简评:也就是说,日本和所有国家一样行事。如果说日本有战争罪行,那就等于是所有国家都有战争罪行。还煞有介事的用中括号搞了一个小专题,叫“国家犯罪”,居然大言不惭地对苏联等国进行无理指责,同时,对本国的国家犯罪,却避而不谈。

 

历史教科书发行时,曾经在序言中掩耳盗铃地自问自答一番,问道:“何谓学习历史?”

答道:“所谓学习历史并不等于以今天时代的标准断定或控诉过去的不公正、不公平。过去各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善恶标准、特有的幸福观。因人、因民族、因时代,而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感受,因此要明确勾勒出一个历史史实是很困难的。”

既要厚颜修改历史,又要为自己的行径竭力粉饰,还要讲什么“让国民享有知情的权利”,这样的教材,在日本、在亚洲、在全世界,真要算得上是一个“奇观”了。

 

 

日本教科书问题层出不穷 审定制乃症结所在

环球时报

东京版教科书中,记述日本开始侵华战争的书页。

 

日本教科书为何老出问题

 

战后没有清算干净的右翼势力和教科书“审定制”是根源所在

 

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曹鹏程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一直是反映日本政坛动向的风向标。战后60年,日本历史教科书对历史、尤其是对侵略战争的评价一直在不断变化,透过这种变化,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总的政治倾向和未来走势。

 

日本教科书的编选制度繁琐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许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课本,这不仅体现在它们内容上的千差万别,也表现为教科书的编选制度比较繁琐。日本教科书实行的是民间申请编撰、国家审定版本和地方自由选择的制度。小学、初中、高中(高中分为A和B两部分)的历史教科书都由国家统一审定,具体工作由文部科学省(前身为文部省)负责。审定工作每年都进行,审定一个层次的教科书大概需要1年多时间;高中的教科书分为A和B两部分,分别要1年的时间来审定。日本每个层次的历史教科书都是每4年推出一种新版本。2004年进行的是对初中教科书的审定。

 

神风特攻队队员的遗书,着意渲染军国主义。

 

希望编撰教科书的出版社首先要向文部科学省申请,文部科学省根据出版社的财力和规模,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印制教科书。其次,有资格的出版社拿出样本,文部科学省组织一个“教科用图书检定调查审议会”,负责对样本的审定工作。这个审议会共有100多人,由大学教授、中学校长老师等组成。其中,社会组31人,负责历史、地理、公民3本教科书的审定,文部科学省决定审议会的人选。每年1月,审议会开始工作,根据政府制定的《教科书指导要领》,对他们认为不当的地方做出标记。5月左右,根据审议会提出的报告,出版社进行修改,8月左右再发表修改样本。审议会根据修改样本最后决定是否合格,第二年的4月公布结果,再过1年投入使用。

 

历史教科书版本确定下来之后,由学校的上级———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选择哪一种版本。私立学校可以自己说了算,但绝大多数中学都是公立学校,初中由市町村的教委决定,高中一般由县教委决定。地方教委选定后报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省根据报表向出版社订购。出版社直接销售教科书或在普通的书店里贩卖教科书,都是非法的。原则上,一个城市有一个教科书供应点,只有在那里可以买到零售的教科书。

 

记述“九一八”事变的书页。

 

教科书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二战后,一些追求正义的学者编出了一批正确反映史实,积极倡导和平,否定军国主义的教科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开始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右翼文人借机对教科书开刀,不断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否认侵略,复活皇国史观。教科书问题由此产生。

 

国际社会最早意识到教科书问题是在1958年。当时的文部省把以往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反省”的内容删掉,不再强调甲午战争是对中国的侵略,反而谬称甲午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实际上,早在1955年,日本的部分历史教科书开始将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换成“进出”。在此后的15年间,对教科书记录下的有关731部队、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等战争罪行,当时的文部省一直利用“审定”的权力,逐渐将其消除。

 

1965年,一位充满正义感的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站了出来,起诉日本政府对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提出不合理的修改要求,开始了他与右翼历史观长达30多年的斗争。这场针对“教科书审定违宪”的诉讼得到了200多名历史学家的支持,并且迅速影响到了出版界、法律界、政界,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有关日本历史观的大论战。在家永等历史学家的努力下,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内容基本符合史实,舆论监督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期间,1982年和1986年曾出现了两次右翼修改教科书的高潮,都被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谴责压制。90年代中期,以战后出生的第二代右翼分子为后台,右翼学者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开始掀起新的修改教科书的潮流,直至现在。

 

日本右翼势力为什么不断在教科书问题上生事

 

日本右翼势力为什么不断在教科书问题上生事?历史学家依田宪家认为,根源是战后没有清算干净的右翼势力和教科书“审定制”。

 

 

右翼学者编撰的扶桑社版教科书

 

依田介绍,日本在二战结束前有40年的时间在推行教科书“国定制”,即由文部省直接编撰教科书。这种教科书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战后,这种教科书被驻日美军总部废除,编撰教科书的权力移交民间,文部省审定通过。当时的审定内容,主要是错别字和错误统计。上世纪5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1956年,文部省新设“教科书调查官制度”。这些“调查官”中,曾在战争中宣扬过皇国史观、被军国主义重用过的学者占了主流,他们开始对民撰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干涉。这些调查官的行为也得到了右翼势力的支持,教科书问题由此产生。

 

对语言和文化迥然不同的日本,美国在战后实行了间接占领的政策,日本政府得以保留,一部分旧的保守势力也没有灭绝。这些人心中有一种极强的“日本政府继承性”的情结,随着美国间接占领的逐渐退出,这批势力开始为二战前的日本政府辩护。这种情绪的载体之一就是历史教科书。

 

右翼教科书把日本军国主义从战争犯罪者打扮成旁观者

 

时至今日,共有8家出版社在编写初中历史教科书,它们是:东京书籍、大阪书籍、日本书籍、清水书院、帝国书院、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出版和扶桑社。其中东京书籍版本采用率最高,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扶桑社版本采用率最低。

 

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开篇就写道:学习历史,并不是为了了解过去的事实,而是基于过去的事实,了解过去的人是怎样想的。不要认为历史是固定不变的,也不要用现在的道德来衡量历史。

 

在扶桑社的版本中,日本吞并朝鲜的历史也有记载,却没有写是殖民统治,对朝鲜独立运动仅仅一笔带过。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则采取了故意的混淆和歪曲。首先,“九一八”事变的原因被该书归结为日本经济困难,一定要保证“满洲”(东北),中国排日运动高涨最终导致事变发生。之后“满洲国”五族协和、成为“王道乐土”……卢沟桥事变被写成: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有人向正在演习的日军开枪,随即日军和中国军队开战……南京大屠杀被写成:12月,占领南京,平民也有不少伤亡。这里还有一个注脚:“东京审判认定了日军1937年占领南京市杀害了不少中国平民,这就是南京事件。但是这个事件的资料实际上疑点很多,对此还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到今天还在争论不休。”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看来,以往的教科书宣传的是自虐史观,使孩子对祖先没有崇敬的心情、对国家没有好感,招致邻国的弹劾。“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的则是自慰史观,把日本军国主义从战争犯罪者打扮成旁观者。

 

聚焦“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目前在教科书问题上兴风作浪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于1997年,其创始人小林善纪是日本极右漫画家、《台湾论》的作者。这个组织成立时间不长,却迅速在全国发展了近50个支部,募集会员1万多人。其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虽然采用率不高,但其影响正在悄悄扩大。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得到了日本政府右翼议员和阁僚的支持,他们出席该组织的会议,公开发表讲话支持该组织。另外,日本其他保守组织也和“编撰会”勾结,如1997年成立的日本右翼议员组织“日本会议”、1998年成立的“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会”、2000年成立的“教科书改善联络协议会”等。它们在中央和地方发挥政治作用,不断制造压力,帮助推广右翼教科书。“编撰会”还得到了丰厚的活动资金,包括三菱、日野、鹿岛等90多家企业和十几家财团为其提供了巨额赞助,该组织每年活动经费高达4.2亿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7.9元)。《产经新闻》等媒体为其提供舆论支持。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活动不只是编写宣传右翼历史观的教科书,还向文部科学省、出版社和地方议会施加压力,并且呼吁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达成一致,向各地的教科书选择机构———教育委员会施加影响,渐渐形成了一个能够渗透到全国各级教育机构的网络。去年8月26日,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从2005年开始,都立初高中连读学校白鸥高中要采用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东京都教育委员会的6名委员有5人选择了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这6名委员中,委员长清水司和教育长横山洋吉都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支持者,四年前强迫都立聋哑学校使用这部教科书的决定就是他们做出的。经常在极右杂志《正论》上发表文章的右翼学者米长邦雄也在其列。

 

最近,“编撰会”甚至欲将其成员、扶桑社初中版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者之一———高桥史郎送入埼玉县教育委员会。现在,日本地方的教科书选择机构正在进一步细分,越分越多,使得“编撰会”容易施加影响。目前他们采用的正是“化整为零,逐个击破”的战术,在教科书的“选择”阶段下功夫,重点进攻地方教委,一点一点地推广这本右翼教科书。

 

 

东亚共同读本反击日本教科书

◇字体:[大 中 小] 北京科技报 (06/15 00:00)

 

近日,中、韩、日三国的历史学者,历时多年共同完成《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引起舆论关注。作为东亚历史的“共同读本”,它的新鲜出炉意在何为?近日,记者对参与这部教材的主要中外专家进行了专访。

 

专家强调共同读本不是教材,它的出现,主要用意之一是还原历史面目,驳斥日本极右势力扶桑版教科书美化日本侵略粉饰历史的谎言。

 

“这本共同读本不是教科书,它是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以下简称读本)中方编纂主要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步平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希望读本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同时也了解和我们相邻的国家———日本、韩国的历史,来了解三国共同走过的这段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读本大量的篇幅涉及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近代对中、韩等东亚国家的侵略。步平先生介绍,随着日本极右势力的抬头,特别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暧昧与谎言,已经引起亚洲曾经遭受其侵略国家的警觉。“三国进步学者历时3年完成此书,主要用意之一就是还原历史面目,驳斥日本极右势力的教科书谎言。”

 

扶桑版教科书拒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粉饰,颠倒黑白,无疑对年轻人毒害极深,不利于建立和谐的亚洲国家关系,人神共愤。步平介绍,年轻人对历史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历史教科书。日本战后出生的人占了70%,多数人希望和平,但是这些人大部分是站在自己日本人是受害者的立场上认识战争的。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这种认识比较浮浅,多数人谈到战争就会想到广岛核爆炸,但没有想到对中国和朝鲜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三国进步学者联合出手,用鲜血淋淋的事实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

 

读本多处重大历史事件反击日本右翼教科书谎言。

 

据介绍,极右版教科书对中、日历史上重大事件进行了歪曲,而读本的不同表述一一揭穿谎言。

 

1 关于甲午战争爆发原因

 

右翼版不提日本首先在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而用暧昧的“日清两军发生冲突,日清战争开始了”。并且进一步歪曲事实:“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

 

共同读本第26页指出: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李朝政府请求清朝派兵镇压,日本也趁机派兵制造与中国冲突,控制朝鲜,日本海军首先突袭航行在黄海上的中国舰队,引起了中日甲午海战。

 

2 关于“二十一条”

 

右翼版称:“英国和美国提出了抗议,二十一条要求分为五款,第五款是希望条款,被作为秘密。第五款要求接受日本人作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以及大量购买日本制武器。”而且还歪曲宣称:“中国方面期待列强的介入,向国内外泄露了极为机密的谈判内容,而且在5大条款中,将并非正式要求的事项也列入,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名称,中国国内的反日舆论开始高涨。”也就是称当时的反日完全是中国政府制造谎言引起的。

 

对此,共同读本80页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抢占了原来德国占领的青岛,后来又向中国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及其他政治和经济军事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得到了在中国修筑铁路,开矿,开辟商埠等许多权利。

 

3 关于“九一八”事变

 

右翼版说:“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

 

读本第108页: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策划在沈阳柳条湖附近制造了爆炸“南满铁路”的事件,把责任推到中国东北军身上,首先向中国驻沈阳军队发起突袭。

 

4 关于卢沟桥事变

 

右翼版说:“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一早,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进入战斗状态。虽然当时人们希望现场解决,但是不久日本方面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了动员令,此后进入了持续8年的日中战争。”“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将卢沟桥事变完全算成中国的责任,是中国方面扩大了事态。

 

读本第118页: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军队在北京郊外挑起了卢沟桥事件。日本以事变是中国军队非法射击引起为借口,为了一举占领华北而把大批军队派进中国。

 

5关于南京大屠杀

 

右翼日本教科书:没有提及南京大屠杀。只是在注释中写道:“这次东京审判认定日军在1937年(昭和12年)占领南京时,杀害了许多中国人民(南京事件)。但有关这件事的真实状况在资料上仍存有疑点,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今天仍是争论所在。”

 

读本第131页指出:根据1946年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调查,确认被日军集体屠杀并被毁尸灭迹的有19万多人,被零散屠杀、尸体经过南京慈善团体掩埋的达15万多具。以及“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曾记载:在日本军队占领的最初的6个星期里,南京及其周围被杀害的平民及俘虏就达20万人以上。”

 

6 对台湾殖民统治

 

右翼日本教科书:在日清战争后成为日本领土的台湾,日本设置台湾总督府致力于当地的开发。1930年,花费十年完成了世纪性的伟大事业,嘉南平原变成绿色的大地。美国土木学会将其命名为“八田水库”,向世界介绍这一伟业。

 

读本在60、61页详细记述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对抗日力量毫不留情地镇压;强行收归台民的山林,确立新的极不合理的税收进行经济掠夺;实行差别教育,禁止使用汉语,施行强制同化政策。

 

读本还对扶桑版教科书回避不提的“慰安妇”、花冈劳工事件、731细菌部队进行了客观记述。

 

花冈事件:日本强征中国劳力,中国工人不堪残酷虐待和迫害,于1945年6月30日晚发动暴动,遭到日军镇压,前后共418人死亡。

 

731细菌部队:关东宪兵将抓获的部分抗日志士秘密押送到731部队,作为细菌实验的材料,进行鼠疫,伤害,副伤寒,霍乱,炭疽等十几种细菌实验,至少有3000人在这里被残害。

 

慰安妇制度:1931年底,为了解决日本军人性的需要,海军指定在上海的4个日本风俗店为特别慰安所。1932年,冈村宁次到上海后,为防止性病蔓延,决定推广设立慰安所。日军大规模建立军队性奴隶体制,实际上是军队控制下的“强奸中心”,性奴隶主要由中国妇女和朝鲜妇女构成。

 

分歧存在,但是历史观是统一的。

 

参与读本编写的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介绍,编写中遇到的“分歧”有:比如战争爆发原因,日本说是卢沟桥发生枪声,而中国坚持说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态度十分明确,最终日本采纳了中方的意见。

 

其次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戴世双教授介绍,大屠杀的数字,目前这本书中是采用了2个数字。一个直接采用了东京审判书中的数字:这个为国际认可:20万。日本也认可这个数字。另外一个则是我们自己统计,除了被日军直接杀害的19万人,加上没有统计被埋葬的中国平民15万,得出数字是34万。

 

“这个读本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做评述,只是客观记录,没有主观想象。”他说。

 

步平介绍,南京大屠杀问题在日本有很多争议,日本分为屠杀派、虚构派和少数派。屠杀派认为日本在南京进行过屠杀,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最权威的学者也参加了这本书的编撰,他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是20万。这个数字已经遭到日本右翼非常猛烈的攻击。

 

清华大学中韩历史研究所的所长来自韩国的李泰永教授介绍,比起日本,欧洲及德国对历史就反省得非常好。1972年,德国总理葛兰特来到波兰,以下跪的方式进行了道歉和反省。

 

“如果现在日本首相到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反省和道歉,对韩国统治36年进行道歉的话,东北亚的合作将会非常有前景。”

 

 

 

德国历史教育:接受与反省

[日期:2005-09-12] 来源:  作者:陶力 朱建国 [字体:大 中 小]

 

 

“正像极难识别有毒的蘑菇一样,要想认清犹太人的无赖与罪恶的面目也是不容易的。”这是1938年德国一本少儿教材中的话。幸运的是,今天的德国再也没有这种论调。作为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在全民族的自省意识下,德国教科书告诉下一代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正视历史,有法律规定

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根据这项法规,由各州文化教育部长组成的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以决议形式制定全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在这一基本框架下,各州在联邦教育部的监督下编写、审定及出版历史教科书。

决议还明确规定,学校教师必须对教材中有关纳粹专制统治的历史进行详细、深入的讲解,并把大屠杀历史作为其中心内容,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德国这段历史的学习,培养反对错误的勇气和对人类的爱心。此外,决议还规定学校和教师必须对美化“第三帝国”、大屠杀和不人道历史的言论进行抵制。

法律是尊严的。2001年,柏林市施特格利茨文理中学的历史课教师卡尔-海因茨,就因在讲授历史课时掩饰纳粹罪行而被停职。

当这位老师在课堂上宣称德国没有杀害过犹太人,以及奥斯威辛集中营不是灭绝营后,很快便被开除公职并接受柏林教育局的调查。

 

不仅正视历史,而且生动讲述

曾经有人在德国翻阅过20多种历史教科书,结果发现,所有版本在涉及纳粹德国的篇章中,都完整地指明了当时德国人所犯的罪行。就像一位德老师说的那样:“德国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上这一课,不许有人说不知道。”

这些教科书还具有这样三个共性:一是翔实,有关近代史的内容多在300页以上,其中心内容就是纳粹时期的历史;二是多角度,除了从德国的角度外,还从被占领国及受害者的角度来看纳粹时期的历史;三是图文并茂,用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图片反映纳粹暴行。这种图片运用的生动性曾令荷兰作家布鲁马大受触动。有一张照片是一群穿着锃亮的皮靴的党卫军军官,他们正在从刚刚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中挑出一些人,送往刑场立即枪决。此场景令这位异国作家感到终身难忘,其教育意义对德国学生也是并无二致的。

去年10月笔者在德国慕尼黑市宁芬堡中学访问时了解到,在德国9年制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二战的历史占了整整一学年。叙述分为:①一战的发生到战争失败(1914~1918年);②尝试民主制时期(1919~1933年)③纳粹暴政和世界大战。整个叙述的核心是深刻反思德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原因,无情揭露德国的战争暴行,高度警惕新纳粹的危害;引导年轻一代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以避免历史灾难的重演。

配合这些教材,是更为多样的教育活动。学生被推荐在课余读《安妮日记》这样的书籍;学校组织学生进行“我们是否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容忍纳粹罪恶”、“为什么许多德国人看到迫害犹太人而不出来阻止”等主题讨论;参观集中营旧址或有关大屠杀展览最多的社会群体也是学生。

 

反省并自我批评,才能得到敬重

德国非常重视其它国家的教科书,这让德国人明白了别人的真正看法,从而能够修正自己的认知。

德国早在1951年就成立了不伦瑞克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在该研究所的组织下德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历史教师和历史教科书编撰者,从1951年开始讨论两国在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学中的协调问题,同年达成相关协定。之后,德国和波兰、以色列同样达成了类似的协定。

德国的这种国际合作的成效是很明显的。举例来说,战后德国的历史教材在提到诺曼底登陆时,是使用“盟军入侵”一词,在经过与法国等的协调后,现在的教材已一律改称“诺曼底登陆,是德国从纳粹解放的开始。”无怪乎以色列的教育专家,要对德国教材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了。

欧洲历史学家认为,从教科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是柏林之战,而是在于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正视历史不仅是对别人,更是对自己负责。让我们以德国总理施洛德今年4月对韩国总统卢武铉的讲话为结语:充分接受自己国家历史,严肃反省并自我批评,并不会失去朋友,反而能获得更多朋友的敬重。

 

 

评论:日本教科书歪曲篡改历史乃人类良知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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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4月09日 20:32

 

中新社香港四月九日电 新加坡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九日发表社论指出,日本教科书任意歪曲、篡改历史,不仅与世人的认知相去太远,与历史证据也相去太远,这是人类文明与人类良知所不容的。

 

这篇题为《我们对日本教科书也有看法》的社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正是战前为准备侵略战争而进行的军国主义右翼史观教育,差点把整个日本民族带上万劫不复的死路,这教训还不够吗?如果现在还要用错误的史观教育日本的下一代,必然会祸延子孙。

 

社论表示,中国、韩国和朝鲜,最近都跟日本关系紧张,最新的争执点是日本又一轮修改历史教科书。对于这个问题,新加坡不认为它只是日中、日韩、日朝之间历史观点的冲突,新加坡乃至东南亚,也是当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悲惨受害者。“因此,在这个攸关历史真相、事涉正义与邪恶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有发言权,也必须发言。”

 

社论说,固然,任何国家任何人都可以对历史有不同的解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过去,这可以给予尊重,但是,这种宽度,总不至于大到可以任意歪曲、篡改、完全不顾根本事实吧?例如,修订的教科书把当年的日本美化成整个亚洲的解放者,把战争的目的描绘成从欧美国家的压迫下解救亚洲人民,这是哪门子历史?把当年在新加坡、东南亚等地铁蹄所至人头落地、哀鸿遍野的大屠杀装点成解救人民,这何止是扭曲,根本是对受害国家、受害人民的莫大侮辱。

 

社论说,世人不该过于纠缠于历史。但是,原谅历史上的过错,绝不等于可以歪曲历史。篡改的历史教科书,所述不仅与世人的认知相去太远,与历史证据也相去太远,这是人类文明与人类良知所不容的。

 

新加坡华社经过多方调查,估计新加坡有五万人在日军入侵期间惨遭杀害。直至今日,不少家庭惨遭灭门仍是许多老人耳熟能详的恐怖往事。这是日军继中国南京大屠杀之后犯下的另一起惨绝人寰的大罪行。

 

社论认为,虽然日本官方声称修订历史教科书是其“内政”,也是民间“言论自由”,但是,这种“内政”和“自由”一旦牵涉到其他国家、伤害到其他民族的感情和旧痛、违反人类文明的价值,就不再是一国自己的事,而是必须接受国际社会的公评和检视。

 

 

人民视点:歪曲历史日本教科书问题折射了什么?

http://news.163.com 2005-03-27 16:30:45 来源: 人民网   网友评论 84 条

日前,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送审的《新历史教科书》内容被曝光,该书大肆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歪曲侵华历史,宣传中日历次战争责任都在中国。日本历史教科书在歪曲侵略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折射出了什么问题?

 

歪曲侵略历史日教科书变本加厉

 

 

 

 

从新送审本的内容来看,该历史教科书在有关侵略历史的叙述上比2001年版教科书更加暧昧和倒退,而且俨然将自己打扮成了受害者。

 

关于对外发动战争:教科书对日本自古至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从来不用“侵略”二字,对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也称为出兵。并且将沙俄在朝鲜北部建立的伐木场称为军事基地,为自己吞并朝鲜正当化制造借口。惟一对于苏联在二战后期出兵中国东北,教科书毫不吝啬地用了“侵入”、“侵攻”等字样。

 

关于甲午战争爆发原因:2001版不提日本首先在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而用暧昧的“日清两军发生冲突,日清战争开始了。”送审本则进一步歪曲事实:“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

 

关于“二十一条”:2001版:称“英国和美国提出了抗议,二十一条要求分为五款,第五款是希望条款,被作为秘密。第五款要求接受日本人作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以及大量购买日本制武器。”

 

送审本:使用了“要求”一词,删掉了强迫性含义和英美抗议的内容,而且还歪曲宣称:“中国方面期待列强的介入,向国内外泄露了极为机密的谈判内容,而且在5大条款中,将并非正式要求的事项也列入,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名称,中国国内的反日舆论开始高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当时的反日完全是中国政府制造谎言引起的。

 

关于“九一八”事变:2001版说:“关东军炸死满洲军阀张作霖后,希望加强对满洲的控制,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的事态。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关东军军官制定了通过占领整个满洲解决问题的计划。”

 

送审本变成了:“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表明是关东军精心策划的句子也删除了。

 

关于卢沟桥事变:2001版说:“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一早,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进入战斗状态。虽然当时人们希望现场解决,但是不久日本方面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了动员令,此后进入了持续8年的日中战争。”

 

送审本强调:“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也就是说,旧版本尚承认日本大规模派兵在先,新版本则将卢沟桥事变完全算成中国的责任,是中国方面扩大了事态。

 

关于西安事变:在《日中战争》一章中,送审本比2001版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其中说:“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中日战争是共产党阴谋挑唆起来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2001版在《日中战争》一节的正文中的括号内加了一句话:“(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将大屠杀以“事件”一词轻轻带过,文后又以稍小字体介绍:“关于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被发现有很多疑点,存在各种见解,现在仍在争论。”这就使括号中的那句话进一步大大折扣。

 

送审本将括号中那句话删除,只是在一张名为“因巷战而遭到破坏的上海市区”的照片上面用小字注解重复了上面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教科书进一步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而且几乎不会使读者注意到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

 

关于日本的战争罪行:2001版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在战争中发生过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行为,日本也不例外。战争中,日本军队对于俘虏的敌国士兵和平民进行了不当的杀害和虐待。”也就是说,即使日本干了坏事,也不过彼此彼此。

 

送审本仅仅说:“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没有再提日本军队所犯罪行。教科书同时大力宣传日本造福了亚洲,是亚洲的恩人。

 

关于战犯问题:送审本继续将盟军对日本的统治称为占领统治,而且改变了2001年版用较小字体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非法性的做法,用与正文等大字体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非法性,为战犯鸣冤叫屈,同时认为“直到今天,评价也未确定”,显然是企图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

 

日本教科书为何老出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一直是反映日本政坛动向的风向标。战后60年,日本历史教科书对历史、尤其是对侵略战争的评价一直在不断变化,透过这种变化,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总的政治倾向和未来走势。

 

日本教科书的编选制度。日本每个层次的历史教科书都是每4年推出一种新版本。实行的是民间申请编撰、国家审定版本和地方自由选择的制度。历史教科书版本确定下来之后,由学校的上级———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选择哪一种版本。

 

右翼代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于1997年,其创始人小林善纪是日本极右漫画家、《台湾论》的作者。这个组织成立时间不长,却迅速在全国发展了近50个支部,募集会员1万多人。得到了日本政府右翼议员和阁僚的支持,向文部科学省、出版社和地方议会施加压力,要求采用其编写的极力歪曲日本侵略他国历史的教科书。

 

教科书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二战后,一些追求正义的学者编出了一批正确反映史实,积极倡导和平,否定军国主义的教科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开始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右翼文人借机对教科书开刀,不断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否认侵略,复活皇国史观。教科书问题由此产生。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看来,以往的教科书宣传的是自虐史观,使孩子对祖先没有崇敬的心情、对国家没有好感,招致邻国的弹劾。“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的则是自慰史观,把日本军国主义从战争犯罪者打扮成旁观者。

 

日本教科书问题根源。根源是战后没有清算干净的右翼势力和教科书“审定制”。对语言和文化迥然不同的日本,美国在战后实行了间接占领的政策,日本政府得以保留,一部分旧的保守势力也没有灭绝。这些人心中有一种极强的“日本政府继承性”的情结,随着美国间接占领的逐渐退出,这批势力开始为二战前的日本政府辩护。这种情绪的载体之一就是历史教科书。

 

歪曲历史日本还要走多远?

 

“反日教育”源自日本。说“反日教育”源于日本,是由于“反日教育”的“教材”产于日本。日本中学使用的历史教材每隔4年审定一次,迫于右翼势力“自虐论”的压力,出版社不断淡化和删改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侵略罪行的记述。右翼学者还迫不及待地出版自己编撰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今年又是教科书审定年,韩国近日已就相关问题向日本提出抗议。媒体和出版物都是社会教材,奉劝那位日本高官,还是关注一下本国改善历史教育的问题吧。其实,要想消解“对日反感”并不难,如果日本的“教员们”和“教科书”能节制自律,“对日反感”自然就会减少,中日关系也定能随之改善与发展。因为说到底,“对日反感”并不是对广大日本人民的反感,而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坚持为军国主义恶行张目、对极少数政客不断发表不负责言论的一种“精神反弹”。

 

歪曲历史者应早日悔悟。1970年12月,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期间,情不自禁地向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双膝下跪,以示谢罪。当时,德国总理这个发自内心的“惊天一跪”震惊了世界,也让我深受感动。日本首相不顾世界特别是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一意孤行坚持屡屡到供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参拜,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同时,在其教科书上也是千方百计掩盖日本军国主义当年的凶残暴行,妄图割断年轻一代对这段人类惨痛历史的深刻认识。从德国前总理的勃兰特的“惊天一跪”到日本对其军国主义暴行的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出,承认和反思曾经的暴行,切实对人类作出贡献是完全可以得到全人类谅解的;而逆潮流而动一意孤行,企图以螳臂挡车,必定会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罪人,也是断然不可能得逞的

 

 

德国教科书不回避历史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

 

德国学生参观纳粹集中营

 

历史是一面镜子,给世人以正面和反面的借鉴。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吸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最近,日本右翼学者编撰了一部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这一举动遭到了所有爱好和平的亚洲人民的强烈抗议。与此相反,德国在战争结束后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教科书中从不回避有关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的内容。

 

法律规定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的纳粹时期历史

 

位于德国不伦瑞克的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是专门研究各国教科书的公益机构。为了解德国历史教科书有关纳粹历史的编撰情况,记者近日采访了该研究所负责人贝克曼博士。

 

贝克曼博士说,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根据这项法规,由各州文化教育部长组成的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以决议形式制定全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在这一基本框架下,各州在联邦教育部的监督下编写、审定及出版历史教科书。

 

决议还明确规定,学校教师必须对教材中有关纳粹专制统治的历史进行详细、深入的讲解,并把大屠杀历史作为其中心内容,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德国这段历史的学习,培养反对错误的勇气和对人类的爱心。此外,决议还规定学校和教师必须对美化“第三帝国”、大屠杀和不人道历史的言论进行抵制。

 

为落实教育法的规定,德国各州分别制定了州教科书指导原则。北威州教育部有关认识大屠杀的指导原则就定位为“从反人道的思想到灭绝人类生命”,它要求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认识希特勒当年上台的社会思想基础:依法建立的民主政府遭破坏、恐怖威胁、反人道的优等民族思想和种族歧视等,并让学生能够以史为鉴,体会其现实意义。

 

多门课程都在讲述纳粹时期历史

 

贝克曼博士指出,德国历史教科书对纳粹历史的描述有三个特点:一是翔实,有关近代史的内容长达350多页,其中心内容就是纳粹时期的历史;二是多角度,除了从德国的角度外,还从被占领国及受害者的角度来看纳粹时期的历史;三是图文并茂,用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图片反映纳粹暴行。

 

记者随手翻看了一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其中有这样一段:“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被运到特莱希城,从那里再被关进全封闭的车子运到东部。有劳动能力的人,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充当德国战争劳工。病人、16岁以下的儿童及45岁以上的人,抵达后就被隔离开,并最终被赶进‘毒气室’毒死……”。另一页中的一幅图片说明这样写道:“1939年12月18日,德国士兵向64名波兰人开枪射击。这种行动常常未经法院审判就进行。”

 

为了使教材的教学任务落到实处,各中小学非常重视“活用”教材:在历史课上,德国史和世界史都用相当的篇幅来讲述这段历史;在时事课上,老师常常会结合纳粹大屠杀讲述当前的事件,帮助学生看清新纳粹的毒害;在语文课上,老师向学生推荐有关二战的小说和剧本,像《安妮日记》这样的书籍都是必读书……此外,学校还常常组织学生就“我们是否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容忍纳粹罪恶”、“为什么许多德国人看到迫害犹太人而不出来阻止”这样的主题展开讨论。参观集中营旧址或有关大屠杀展览最多的社会群体也是学生。许多非政府组织还为中小学生提供资助,让他们在假期去一些集中营旧址或二战纪念馆当义务讲解员,或是组织他们为老年犹太人提供家庭服务。这样,学生才体会到,尽管这段历史让人痛心,但这毕竟是自己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主动与“前被侵占国”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

 

贝克曼博士介绍说,为了更尊重历史,战后德国还与美国、以色列、波兰等国建立了教科书合作委员会。委员会的专家们依据历史事实,合作编写各国的教科书。1985年,委员会公布了有关调查报告,这对后来德国教科书的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以色列的一些教育专家虽然对德国教科书还有一些意见,但他们的总体评价却相当高。

 

关于日本批准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出版一事,贝克曼博士表示,日本的做法是不尊重历史的行为,在日本侵略史问题上采用一面之词的做法,根本没有从受害者角度来看待历史,这非常不利于后代去全面了解历史。如果教材真的被使用的话,这是个倒退。他说,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将与日本教育部门和编写教科书的作者交涉此事,并希望和中国、韩国的历史学者进行磋商。

 

欧洲历史学家认为,从教科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是柏林之战,而是在于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而日本人对待那一段历史却产生严重的“角色错觉”,忘记了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

 

历史对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公正的。德国勇于承认战争罪行和承担战争责任的行为,却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

 

《环球时报》 2004年09月10日 第四版

 

 

德国教科书专家批评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真相丑行

04月15日 14:56

 

 

 

 

位于德国布劳恩施威克的乔治·艾克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是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专门研究各国教科书的机构。为了解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纳粹历史的情况,记者近日采访了该研究所负责历史教科书研究的副所长法尔克·平格博士。

 

平格先生说,纳粹历史、尤其是大屠杀历史是德国中学历史课的重点内容,这充分体现在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编排上。他说,虽然德国各州使用的教科书有一定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有相当分量的有关纳粹历史的内容。

 

德国教育法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分量的纳粹历史。根据这项法规,由各州负责文化教育的部长组成的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以决议形式制定全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在这一基本框架下各州编写历史教科书。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的决议说:“对纳粹专制统治的历史进行详细和深入的讲解是各个学校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大屠杀的历史又是其中的中心内容。”审定历史教科书的依据同样是教育法,没有足够分量的纳粹历史内容的教科书在审定时不会获得通过。

 

平格先生介绍说,德国历史教科书对纳粹历史的描述是详细的,也是多角度的,除了站在德国的角度进行描述外,还从被占领国及受害者的角度来看纳粹历史。另外,教科书还采用了大量反映纳粹暴行的照片。

 

记者随手翻开一本高级文理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其中有些段落这样写道:“……屠杀的命令就要发出了。这就是对那些‘失业’(丧失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实施的‘安乐死’行动……希特勒早在1939年10月就对该行动做了部署,屠杀对象包括医院里的精神病患者。受害者是被接受了特殊命令的党卫军和警察用内燃机制造的毒气毒死的。据估计,这种行动屠杀了大约8万残疾人……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被运到特来西城,从那里再被密封的牲口车运到东部。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被迫在悲惨的条件下充当德国战争经济的劳工,所有其他人,16岁以下的儿童、病人及45岁以上的人,抵达后就被隔离开,并最终被赶进‘毒气室’毒死……”这本教科书还收录了大量反映纳粹暴行的图片,其中一副图片是这样说明的:“1939年12月18日,德国士兵向64名波兰人开枪射击。这种行动常常未经法院审判就进行。”另一副图片的说明文字这样写道:“党卫军医生在列车站台上对犹太人进行检查,看他们是否具有劳动能力。老人、孩子和羸弱的人立刻遭到屠杀。”

 

平格先生说,加强对学生进行纳粹历史教育目的在于让他们知道,尽管这段历史让人痛心,但这毕竟是自己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他介绍说,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的决议规定:“要让学生通过对我国近代史的学习而培养起正确的是非判断能力。学校必须对那种忽略第三帝国历史甚至对第三帝国的专制、大屠杀和不人道历史进行美化的言论进行有效抵制。”

 

平格先生还向记者谈了他对日本文部省批准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出版一事的看法。他说,乔治·艾克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正在同日本文部省和编写教科书的作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交涉。同时,研究所还在同中国和韩国的历史学者进行磋商。他认为,日本文部省的做法是不尊重历史的行为,文部省就历史教科书对日本侵略史的表述规定使得编写者不能如实反映历史,在日本侵略史问题上采取一面之辞的做法,根本没有从受害者角度来看待历史,这是非常不利于后代去全面了解历史的。他最后强调说:“这是一个倒退。”(新华社记者郑汉根)

 

 

德国教科书尊重历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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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向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遇害者敬献鲜花

 

东方网4月15日消息:60年,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很短暂,但它足以使人们

忘记许多不应该忘记的东西。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当人们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和思索中时,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历史是否会随着当年见证人的相继辞世,而真正成为“过去”,被人们遗忘?

 

为了牢记历史,德国今年以来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从今年1月27日纪念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活动,到近日举行的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等等,都让青年一代再次重温了纳粹德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伤痛。

 

德国政府对待历史一贯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其教育青年一代不忘历史,面向未来的态度,更是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

 

教科书正视历史责任

 

在当今德国,回忆希特勒法西斯给人类造成的浩劫,已经成为人们的一项道德义务。德国政府对待纳粹德国发动侵略和大屠杀的认罪态度,早已经得到受害国的普遍认可。德国的历任总理和总统,都在不同的国家和场合,就“二战”明确地表示过其真诚反省和忏悔的态度。不仅如此,德国政府还明确表示,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去铭记历史,牢记责任,并坚决地与一切不公和暴行做斗争。

 

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本月10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说:“数百万死难者及幸存者的苦难,使德国人民在认识历史的同时,肩负起了重要的使命,那就是维护和平和自由,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不仅是当代人,更是未来世世代代德国人必须肩负的使命。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

 

为了引导和教育后代人正确地认识历史,反省历史,德国各联邦州的教育部都对中学基础教程中的二战历史教育,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教育方案,要求各中学“负责任”地处理与二战有关的教学内容。作为课堂教授的实际执行者,老师们也都本着认真负责、尊重历史的原则,将这一教学重点传授给学生们。德国中学形成了一种健康、良好的“二战”教育风气。

 

学校教育宣传战争危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开始到结束,经历了不到6年的时间,但德国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拿出了一整个章节,和一个半学期的时间来处理二战主题。其目的,就是为了深入、细致地带领学生理解相关问题。

 

在教科书有关“二战”的章节内,又分了6个小节,从希特勒上台讲起,到希特勒动用宣传机器和手段,蛊惑和引诱德国人民走上战争的道路,再到希特勒的军事扩张,民族大屠杀,人民的反抗和抵制活动,盟军的胜利,德国的解放,直到最后一个小节“综述”。在每个小节内,又分出若干细目,分别讲解不同时期的相关内容。

 

为了让已经开始有独立判断和分析能力的中学生更深刻地领会“二战”的有关内容,了解历史、理解历史、分析历史,进而以史为鉴,德国各中学还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其中,最为普及的做法就是安排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到学校做报告,与学生进行交流和座谈。学校还经常安排学生参观德国现存的集中营旧址,以及战场遗迹博物馆。在参观集中营时,学生们往往被亲眼所见及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和影像图片深深震撼,其教学效果不言而喻。

 

作为配合教学,在历史课之外,老师还会在德语课上安排阅读有关“二战”的文章。学校还经常专门放映与“二战”有关的优秀电影。众所周知的《辛德勒的名单》、《浪潮》,以及今年2月刚刚在柏林电影节上获银奖的德国反战影片《索菲·绍尔——最后的日子》等等影片,都是德国学校首选放映的影片。

 

以史为鉴防范悲剧重演

 

记者曾问及德国巴伐利亚中学的历史老师和这个学校的校长,为什么要安排如此综合的教学手段,以帮助学生了解“二战”的历史?校长霍夫麦尔先生回答说:“学校教育的原则,不是简单地堆砌历史事实,简单地教授,而是要让学生有所领悟,有所感触,否则就达不到真正的教学效果。”

 

霍夫麦尔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作为老师,其职责不仅是要让学生看到和了解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可怕的事情,更需要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那就是,希特勒动用宣传机器和手段,蛊惑了很多德国人走上了战争和屠杀的道路。作为后来人,不仅要看到战争悲惨和黑暗的一面,更要看到战争的恶果:它使数百万人丧失生命,流离失所,国土家园被毁;它使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分裂。

 

正如霍夫麦尔先生所指出的,即便战争已经过去了60年,回顾历史仍然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那就是,右翼势力的抬头和反犹倾向、种族歧视、排外势力在德国依然存在。只有让年轻人正确地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以史为鉴,才能真正杜绝历史悲剧重演。

 

 

 

德国教科书正视战争责任防范悲剧重演

 

2005年04月18日 08:54 北京青年报

 

正视战争责任 防范悲剧重演———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当人们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和思索中时,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历史是否会随着当年见证人的相继辞世,而真正成为“过去”,被人们遗忘?为了牢记历史,德国今年以来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让青年一代再次重温了纳粹德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伤痛。德国政府对待历史一贯采取负责任的态

度,其教育青年一代不忘历史,面向未来的态度,更是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

 

-教科书正视历史责任

 

在当今德国,回忆希特勒法西斯给人类造成的浩劫,已经成为人们的一项道德义务。德国政府对待纳粹德国发动侵略和大屠杀的认罪态度,早已得到受害国的普遍认可。德国的历任总理和总统,都在不同的国家和场合,就“二战”明确地表示过其真诚反省和忏悔的态度。不仅如此,德国政府还明确表示,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去铭记历史,牢记责任,并坚决地与一切不公和暴行做斗争。

 

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本月10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说:“德国人民在认识历史的同时,肩负起了重要的使命,那就是维护和平和自由,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为了引导和教育后代人正确地认识历史,反省历史,德国各联邦州的教育部都对中学基础教程中的“二战”历史教育,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教育方案,要求各中学“负责任”地处理与“二战”有关的教学内容。作为课堂教授的实际执行者,老师们也都本着认真负责、尊重历史的原则,将这一教学重点传授给学生们。德国中学形成了一种健康、良好的“二战”教育风气。

 

-学校教育宣传战争危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开始到结束,经历了不到6年的时间,但德国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拿出了一整个章节,和一个半学期的时间来处理“二战”主题。其目的,就是为了深入、细致地带领学生理解相关问题。

 

为了让已经开始有独立判断和分析能力的中学生更深刻地领会“二战”的有关内容,了解历史、理解历史、分析历史,进而以史为鉴,德国各中学还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其中,最为普及的做法就是安排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到学校做报告,与学生进行交流和座谈。学校还经常安排学生参观德国现存的集中营旧址,以及战场遗迹博物馆。作为配合教学,在历史课之外,老师还会在德语课上安排阅读有关“二战”的文章。学校还经常专门放映与“二战”有关的优秀电影。

 

-让年轻人正确反思历史

 

德国巴伐利亚中学校长霍夫麦尔先生指出,作为老师,其职责不仅是要让学生看到和了解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可怕的事情,更需要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那就是,希特勒动用宣传机器和手段,蛊惑了很多德国人走上了战争和屠杀的道路。

 

正如霍夫麦尔先生所指出的,即便战争已经过去了60年,回顾历史仍然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那就是,右翼势力的抬头和反犹倾向、种族歧视、排外势力在德国依然存在。只有让年轻人正确地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以史为鉴,才能真正杜绝历史悲剧重演。

窦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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