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思考过国民性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他通过《文化偏至论》、《坟·摩罗诗力说》、《坟·灯下漫笔》、《野草·墓碣文》和《呐喊·狂人日记》等杂文和小说，多角度透视了中国人的精神素质，揭示出自大性、自私性、看客性、奴性、吃人性等冷漠、狭隘、愚昧、落后的心态和行为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自大性：鲁迅指出，中国自古是东亚文明的中心，由于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中国与其他文明交往很少，在缺乏比较的情况下，中国人往往以为惟我文明，而视异族外国为“无所创成”的“蠢蠢四夷”，只配向中国进贡朝贺，根本不配享有平等地位。即使偶尔有外族入主中原，也只是一时的武力强盛，其文明进化程度“诚足以相上下者，未之有也”，最终要被我同化，接受华夏文明。因此中国人”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养成自大的国民性，认为“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即使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多数人仍然固守着传统心态，盲目自大，不愿意正视自己的弱点，明明是学习西方，却偏说是“礼失而求诸野”，是学习自己的老祖宗，说什么“ 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从西方引进的思想技艺，都不过是重复祖先早已发明的东西，没有任何新意。而且他们只肯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只能学习形而下的东西，万不得已，也只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而绝不承认三纲五常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有改造的必要。这种盲目自大发展到极致就是彻底自卑的阿Q精神，即对现实中的自我完全失去自信，只好借助缅怀祖先的辉煌业绩和在梦幻中战胜敌人，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鲁迅认为，这种虚骄自大既不能使民族复兴，也不能使国家富强，其结果“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

    自私性：鲁迅指出，在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奴化与压抑下，形成了只顾一己一家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命运的自私性。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武器装备，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也难以实现真正的近代化，因为“人智未启，性灵未开”，人的素质并未改变：从军做工者，或图温饱，或图升官发财；经营近代工商业者，或“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或企图借此大发横财；主张立宪国会者，则往往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借助专制思想未得到改造的“大群”来压制具有新思想的少数人，“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等而下之者，更是假“众治”之名，讨好 “奔走干进之徒，至愚屯之富人，善垄断之市侩”，以遂一己的私欲，他们只是“干禄之色灼然外现”的营营苟苟的小人，难以图民族振兴的大政。

    看客性：鲁迅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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