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吃人与被吃。两者关系单纯明确，一方是凶狠残暴的吃人者，一方是孤苦无告的被吃者。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社会和家族都不能容忍有个性的人，不能容忍异端思想，而是像对待他笔下的狂人一样，必欲吃之而后快，即千方百计地扑杀人的主体性和人格，体现了无视人权、压抑人性的卑劣国民性。

    第二，吃人者也被吃，被吃者也吃人。一个人具有双重人格，既是被压迫被欺凌的对象，强者的奴仆，又去压迫别人，成为更弱者的主人，因而具有主子与奴才的双重人格。鲁迅说：“我们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这种相互的制约，“使人们各个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也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吃人当然是暴政，而被吃者有朝一日上升为吃人者的希望与等待，又极大地压抑扼杀了中国人对暴政的反抗意识和反抗能力。

    第三，吃人者自吃。即以自我为对象，自觉地压抑、扑灭自我意识，自觉地摧毁自己的个性，自觉地选择奴隶生涯，对一切非人压迫变得高度麻木无知，逆来顺受。鲁迅在《祝福》中塑造的祥林嫂便是其典型形象。祥林嫂自己过着被侮辱被损害的生活，结果反倒自认得了非死不足以洗清的罪状。她的死固然有环境压迫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她对环境压迫的认同。在她身上，早已不存在人的意识，而是将外在重压转化为内在义务。这种自我奴役的人生态度，就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抉心自食”，即剜出心来自己吃掉，主动放弃自己应该享有的人的尊严和权利，自认为奴，将外在规范变成内在欲求，将外在束缚变成心灵束缚，即使“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他认为，这是最残暴最可怕的吃人，是最高层次的吃人。

    近代化需要人的自主人格的发扬和积极参与各项改革事业，然而看客与奴性心态往往使改革者孤掌难鸣，自大、自私、吃人的心态也使改革措施变形失真。这种人性的压抑和变态成为严重阻碍国民接受近代思想的大敌。因此鲁迅认为，只有彻底改造人的精神，树立新的价值观念，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将“兽国”变为“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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