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后,孟子发挥孔子的人格学说,把“仁、义、礼、知”等四种善端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后世的学者,不断丰富与完善关于人格的内涵,如韩愈解释仁义道德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可以说,《四书》论述的核心,是如何修身,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人。

严复责问教育界的反对读经者:“试问今日之司徒,更将何以教我?”如果不用这些经典教育国民,你们又用什么做教材?有人会振振有词地说:我用英美的经典来培养中国人的人格!严复回答说:“如此则亡国性,”“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丧失国性就不配做中国人。

什么是国性?严复说:“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未真亡。”国性是历经数千年的教化与浸渍后形成的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是民族的文化属性,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的根本标志,也是民族得以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由。

严复关于国性理念,至迟韩愈就已经意识到了。唐代佛教盛行,朝野争先,大有取代中华本土文化之势。韩愈乃作《原道》,说中国有自古相传的文化传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承传不绝,韩愈称之为“道统”,如今居然濒临断绝,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命,传道、授业、解惑,奋斗终生。这是韩愈的文化自觉。顾炎武生于明清之际,当时的汉文化,面临被清军剿灭的危险。顾炎武在《日知录》的《正始》篇中警醒民众:要识别“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亡国”只是政权易姓,本位文化依旧,无碍大局;“亡天下”则是政权与本位文化都被颠覆,是亡国灭种。这是顾炎武的文化自觉。

严复完全赞同顾炎武的理念,所以把“国性”视为国家“存立”的根基。严复历数世界上因为国性消灭,而徒存躯壳的古文明,这些国家“虽名存天壤之间,问其国性,无有存者”,“旧之声明文物,斩然无余。夷考其国,虽未易主,盖已真亡。”严复认为,只要国性还在,即使被其他民族征服,也还有复国的希望,就不是“真亡”。严复批评某些反对经典教育的人士:“身为中国人,自侮中国之经,而于蒙养之地,别施手眼,则亡天下之实,公等当之!”

人格针对个人而言,国性则针对民族的总体而言。一个民族的发展,首先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这是民族是否具有凝聚力的关键,彼此没有文化认同的民族只能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向上的合力,在国势危殆时期,文化认同尤为重要;二是民族整体的文化素质的高下,严复指出,中国经典指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见义不为无勇,终身可为唯恕;称性善,严义利;人当为大丈夫等等的理念,都值得珍视,“凡皆服膺一言,即为人最贵”,对于提升民族素质极为有益,只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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