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8年提出，有史以来对塑造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有四位：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和耶稣。其中两位是宗教的创始者，苏格拉底和孔子则是教育家。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所代表的雅典城邦文明，其受教育的人群仅限于公民，占总人口不超过10%。只有孔子，才真正实现了完全的平民教育、平等教育。本来周代的教育是贵族式的教育，学在官府；孔子则把官学变为私学，使各阶层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所谓“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是简单的礼物，不是入学的门槛，所代表的是对夫子的尊重，由此就可见孔子教育的普遍性。孔子还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他的门生从事着各种工作，比如子路算是武人，冉有是季氏的管家，而子贡则是商人、使节。至于贫穷如箪食瓢饮的颜回、隐逸如欲逃汶上的闵子骞、身陷囹圄的公冶长，都是夫子的得意弟子。因此，相比其他三位，孔子更能体现师道的全副内容。
不仅在教育模式上，孔子思想本身的开放与宽广，也是对师道、对文教的精确的诠释。韩愈《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留给后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即由内及外的人文化成之道。第一，从内在性来说，孔子的思想极具创造性，是一种内发的动力。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述”中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汲取灵感，以图维新。这种继承中的创造更具有挑战性，其困难也更大。其中最具有创意的是他在对仁与礼张力的思考中，提出了“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为己之学认为我们学习的目标是成就自己的人格，是一种自我的修养。充分自我实现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人性本善。孔子虽然没有直接说性善，然而“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即包含了性善的意思。“我欲仁，斯仁至矣”也是肯定每个人自身就具有成就君子人格的内在资源。我们今天的“仁”字，左边是人，右边是二，所以许慎解释为“从人二”，于是仁似乎仅仅具有人际关系的意义。但郭店楚简中的“仁”字写法，上面是“身”字，下面是“心”字，这就说明先秦儒家认为仁主要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自己的身心有关。当然，这种为己之学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强调个人在成就自身中的主体性意义。但每一个人都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主体性和社会性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从社会性来说，主体性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担当和责任，所以孔子有着强烈的政治担当感。“吾岂匏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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