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他不是遁世主义者，也不是末世主义者，而是对人类怀着极大的热情与信心：“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而且，他的人文关怀不仅仅限于当时的华夏，因为那时出现的“天下”概念已远远超出中原地区的范围。孔子曾经想去九夷居住，那是被人们认为极其落后的地方，他却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可见，夷狄在孔子那里不仅仅是种族的概念，而且更多地具有文化的意义。人们常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来说明孔子的民族歧视，这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应当是：“夷狄尚且有君主，哪像我们华夏君不君臣不臣的呢！”另外，有人批评，认同社会等级的儒家文化使得中国没有开发出市民社会；不过爱德华·希尔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曾明确指出，孔子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倡导者。英文的“civil”，其含义有三：一是文明而不是野蛮；二是文而不是武；三是民间而不是官方。这三个含义都包含于孔子的文教之中，而且希尔斯教授认为，孔子这一价值取向实是人类文明史中的首创。
第三，从历史传承上来说，孔子虽然有入世的愿望，但同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从而面向未来，致力于整个人类文明的传承。孔子删《诗》、《书》、订礼乐，损益三代，整理以往的文化，正是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尧、舜、禹三代的理想也是为改正当下的现实。正因为礼坏乐崩，他才力图恢复周代的雅乐，使人能够受美、善之溉泽滋润，成就自我，乃有“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之说。可惜的是，当时的社会、国君并不能接受他的学说。孔子并不以此为意，因为他高瞻远瞩，既竭力转化现世，也把目光投向未来。而且由他发起、经由孟子宣扬的士的人格和“以德抗位”精神，也深刻影响了后世。比如《春秋》，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可知这寄托了孔子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于未来的期望。
最后，从根源来说，孔子不仅体认到内在的“仁”，还体认到超越的“天命”。这是创造性的飞跃，是人作为宇宙大化的“共同创造者”(co-creator)参与了天地万物的创生过程。孔子从天道出发，来面对社会人生的种种问题，这就是根源的正道，是儒家的信念。面对匡人的围困，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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