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抽象的政治原则以外，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至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古为今用”用什么、“推陈出新”怎么推，从来没有也不太可能取得“高度共识”。造成的结果是，青少年传统文化修养低下，极端实用主义、个人主义、重利轻义、轻言寡诺，甚至腐败堕落等社会不良道德现象触目可及。朱总编辑认为，要应对当前这些问题，建立富有内涵、符合实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必由之路。首先要向传统文化汲取营养，最紧要的是读经典；其次要学习儒家道德建设中融合“应然”和“实然”的方法，让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结合；最后是要处理好“普世价值”和“西方模式”的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孙熙国教授认为，今天讲国学普及，那首先国学是什么，需要辨明。他认为，“国学”一词是一个历史范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国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可能到了一定的时期，孙中山、毛泽东的思想也会成为国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他讲演的题目是“正确认识国学概念，建设当代中国新国学”。孙教授对“国学”与时俱进的定义，成功地化解了该不该学习和提倡“国学”的老问题，而把论述的重心变成了怎样认识和建设“当代中国新国学”的问题。孙教授从杜维明用“仁义礼智信”巧妙总结世界五大地区最高价值，以及晏子对于齐王“唯据与我和夫”的评价两个例子入手，分析了当代新国学的内涵。对于如何建设新国学，孙教授提出要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文化资源的认识和利用的问题上，须将传统文化作为重要资源，而由当下的社会生活实践来取舍、加工、改造；二是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践以及中国文化相结合；三是当代中国新国学的践履问题，形成了当代中国的新国学，还需要我们在生活实践中去践履。要使当代中国新国学为中国广大百姓所掌握，那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说服力，要正确反映中国当下实践的特点，必须具备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的特点。孙教授根据其“知道、成道、行道”理论的理解指出，当代中国新国学必须要成为“行者道”才算是成功。
国防大学朱康有教授在发言中说，作为“仕而优则学”的领导干部和“先天不足”的“后补型”一代人而言，领导干部的国学普及工作更要注重普及对象的特殊性。朱康友教授认为，当今领导干部包括军队系统中干部的文化现状令人堪忧，编写一部适合领导干部学习的国学教材意义重大，非常必要。领导干部的国学普及是一种半体制性的普及，要结合现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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