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的用语要求典雅简洁，但过于简化的论述很容易给读者留下干瘪枯燥的印象，无法激起阅读兴趣。以往许多历史教科书所采用的“社论体”语言风格，将读者置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容易引发受众的抵触情绪。在《国史概要》中，作者力求改变传统教科书的撰述方式。作者没有将历史知识凝结成为一个个的概念，然后塞给读者，而是采取了夹叙夹议与场景再现的方式，使读者置身于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中，感受着中华民族共有的文明往昔所带来的亲切、熟悉抑或感怀之情。在鲜活灵动的文字背后，读者不难体会到一位历史学者的博学与睿智。

    一位严谨而负责的历史教科书编纂者，应该理解和尊重潜在的读者。而“通俗化”或“普及性”实际上对历史读物的编纂者判断受众接受能力、穿插相应的叙事环节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写就一部成功的历史教科书，作者不仅需要理清中华文明史的主要脉络，更要对各个时代的热点问题展开专题式的讨论。葛兆光先生曾经在《历史的意义——读两种历史教科书和入门书的随想》一文中指出，普及性历史读物的编纂者常常陷入两个误区：“一是把‘通俗’、‘易懂’当作可以偷工减料和降低标准，似乎拼拼抄抄就可以敷衍了事，于是教科书或入门书就成了‘次一等’的写作甚至是操作；二是把‘教材’或‘入门’看成是寻找最小公倍数，以为没有尖锐的个性化的观点就代表了一种公允的和普遍的可靠知识，就好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似的照本宣科才可以用来表达权威的意见。”如果以是否陷入了这两种常见的误区作为检验一本历史读物品质的基本标准，那么时下坊间许多的普及性历史读物可能都经受不住考验。但是，当我们带着近乎挑剔的目光再来检阅《国史概要》时，却可以从中找到一些使得这部教科书广受好评的原因。

    用生动的语言梳理出基本史实，仅仅是《国史概要》最基本的目标，而聚焦于不同时代的热点议题、在力求平和公允的论说中阐明学术观点，才是作者更深层次的考量。近年来，随着中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大众对历史和民族话题倍加关注等原因，夏商周的断代、汉代的丝绸之路、宋代的“商业革命”、马可·波罗是否到过元代中国、明代倭寇的性质、“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等问题，都成为了争论一时的热点问题。在《国史概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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