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档案、日记与书信三种史料而言，档案材料是通过选择甚至删改而保存下来的史料，其真实性就不免大打折扣；而日记尤其是有意识存留给后人看的，记录者所记也往往是过滤以后的“第二手史料”；唯有书信，往往是当下反映微末琐事，却更能真切地表达一个人当时的内心世界与真实史实。正如作者所说：“书信原迹笔触不经意所反映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细微、最错综复杂的思绪，在后人编纂文集中是不易显见的，同时也最被忽略，唯有深入其间反复模拟想象彼时环境氛围，体会作者悲、欣、愁、嗔等情感，企图使‘场景再现’，透过书信原件的‘抽丝剥茧’，其文献价值自然彰显。”（同上，第24页）吴铭能此言，既是他切身的体会，又可谓要将绣鸳鸯金针度与人矣。

    三、在臆想与史实之间寻觅真象

    史学工作者，总是想尽量客观地评判历史，但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与意识形态等，也总是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人们研究成果的客观性。我们以《历史的另一角落》书中研究陈独秀的两个例子，看作者是如何以细密的绣花针功夫，来破除臆想，寻觅史实的。

    陈独秀有一首写友人聚饮的诗：“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本诗向为学术界所关注，研究者或将其断为1941年7月作，且认为陈独秀也参加了聚饮，或以为是陈氏晚年“贫困交迫”之下“意志消沉”的表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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