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教授在对陈独秀写给台静农的书札中考证出了此诗的本事:先是,在该年端午节当天,有台静农、魏建功诸人聚饮大醉事,而此时陈氏并不知悉;后得知此事,遂于6月15日复台氏信,称自己“闻兄等痛饮,弟未能参加,颇为惘然”。由此可知,陈诗作于六月某日,且以未能参加聚饮为憾,只不过是常人所共有的普通的一时的“落寞怅惋”而已。(同上,第268~270页)
吴教授进一步指出,研究者多忽略了一项事实,处于陈独秀晚年时代的学者,如魏建功、台静农、陈寅恪等人,皆过着贫穷且多病的生活,“乃是普遍现象,不独陈氏如此”。但研究者显然是将此事件孤立为陈独秀晚年独有之不幸,并想当然地臆断陈氏“意志消沉”。
又如,上个世纪前期,关于汉字拉丁化曾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许多名流学者都参与其中,陈独秀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力主语言文字大众化,由繁入简,最后目的是汉字拉丁化即拼音文字。但台湾学者郑学稼的《陈独秀传》却认为,“这是中共宣传,非独秀本意”,“独秀绝不会主张‘拉丁化’,而况事实上是‘俄文化’”!吴铭能兄通过陈氏给台静农的书信,以及其《小学识字教本》的编纂等,揭示出陈独秀对于废除中国文字的看法,终其一生没有改变。而郑氏未能深入寻觅史料,却本能地出于反共立场,强做解释而有此误。(同上,第114~116页)由此可见,如果不花力气寻觅史料,而又不自觉地受意识形态影响,很可能会得出与史实相反的结论。
四、重视名家手迹原件所透露的蛛丝马迹
吴教授在本书中指出,名流手迹出版,大略有三种形式:“一是原稿影印,并附以现代楷体文字对照”,“第二种是仅照原稿影印出版,不提供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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