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种整理方式，当然是以第一种为最佳模式了，很多研究者在利用到这样的整理本后，便放心地利用其材料，不再与原件对勘与核检，但实际上是靠不住的。名家手迹尤其是书信等，与一般刻本的不同在于：一是它们往往是用行楷，甚至草书来书写，识读为难；二是经常会涂抹删乙，版心边角，书满文字；三是每个名家的书写习惯与书法，皆有不同。正因为如此，即便是长期研究某一名家的学者，也很难保证在释读其手札时完全无误，吴教授在释读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手迹时，经与原件的仔细核校，就发现了整理本的许多讹误。不仅如此，吴铭能还指出：“任何文献的复制品，其纸张的质地与历史感均不可能与原件一模一样再现，换言之，‘历史文献’的复制，最多只能呈现可见的内容，至于研究者对历史事件与人物体会的深浅，披阅解析，境界本就有远近高低的不同。”（同上，第271页）

    例如在阅读梁启超书信时，吴教授就注意到民国十三年梁氏在汤山养病期间，因为当地的水质不好研磨，令他深致不满；同时也注意到梁氏在给女儿的信中，曾为新造的信笺好不好专门试笔，并征求女儿的意见。由此通过对墨色与信笺的要求，感触到梁氏“一种文化品位与学者气质，完全在写信中展现开来”。（同上，第22页）又如，吴铭能在核对陈独秀与台静农的书信时，还在台灯下仔细研究近百个信封，有的是以广告纸剪裁粘贴而成，有的是友人来信的封套，拆开反贴重复使用，由此看出陈氏的爱惜物资，并指出“这些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正透露他生活上自奉俭朴的讯息”，并且认为这并不一定和他晚年的困窘生活有必然的关系。（同上，第268页）

    五、口述历史：信与不信之间的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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