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个“线人”为他递送拍卖会和旧货市场“情报”。在国内，他的消息则更加灵通。2007年7月，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抗日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缴出的机密公文，上面列有113个驻华部队番号等，显然是日军侵华的罪证。拍卖目录刚一寄出，咨询电话一个接一个，海内外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樊建川闻知后，心急火燎，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抗衡海外的富豪们，于是四方打听卖主的地址，让物主开价转让给建川博物馆供陈列展览用。樊建川赶赴北京、天津寻访，终于在拍卖前一天找到卖主，经过一番谈判，樊建川用真情与激情打动了卖主，卖主同意撤拍。而樊建川也以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
2007年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庆有一收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前线的支票。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与对方磨蹭，半年后，那收藏家终于将几麻袋的支票打包作价数万元卖给樊建川。运回成都后，樊建川花了好几天对数十万件支票进行鉴别，选出了二十多张“意义非凡的支票”，其中有一张是宋子文的亲笔签名，资金额是357万美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文数!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现在，樊建川成了200万件文物的拥有者，为研究抗日战争史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他将这些文物呈现于社会，实现了文物的公共价值，也就是最好的归宿与终极目标——保管、教育与研究。
摘自《像他们那样玩收藏》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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