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康有为拜会了英国商务大臣。谈话中，康有为说，他想学习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变法。听罢康的话，商务大臣发表了一段今天看来仍可称为真知灼见的议论。他说：“各国有各国的教化、风俗和历史传统，决不能照搬他国的政治。我们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千百年来自然积累形成的，不是效仿得来，而且也绝不可能通过效仿而来。病症不同，一种药方是不能包治百病的。”

　　闻听此言，康有为受益匪浅。他在游记中感慨道：“今之妄变法而专媚欧美者不可不思此言。”

　　康有为与英国大臣相谈甚欢，但随后与意外邂逅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男爵的一席谈话却很不愉快。

　　林董在家宴请康有为父女，饭后他笑着对康有为说：“俄国大使巴兰德老早就告诉我，如果有求于中国，绝对不能好言好语地跟他们沟通。好说他们不理你，一定要盛气凌人，必要时还要拍桌子以出兵相威胁。这样他们就害怕听从了。后来，德国大使也对我说：俄国大使经常说中国人怯懦，应该对他们厉害点。起初，我不信。有一次试了一下。在外务部拍桌子吓唬他们要调军舰，那些开始不理我好言好语的中国大臣，都诚惶诚恐地唯命是从了。这下我才知道俄国大使说的有道理。后来，这个笑话在各国使臣中辗转流传，都说这办法试过管用。今天你不当官了，我才敢跟你说这个笑话。”

　　各国使臣把中国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便如逗弄小孩一般，而中国官员竟懦弱昏聩至此。康有为听后，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一直刺激着康有为。他总结，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重都府、通道路、速邮传、立银行”是四大法宝，而中国的顽固派却“终日仰屋呼贫”，宁可“鬻官开赌”，也不愿意兴办实业。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