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宜创民主政体》和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指名批判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说是妖言惑众。
保皇会下属的《新民丛报》立即应战。虽然此前梁启超的立场摇摆不定,但这回他还是选择了替师出征。
论战一开始,梁启超傲然自大,常常嘲笑《民报》的诸位主笔邹容、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是浮薄少年,感情用事,理论上不堪一击。可越到后来,梁启超越显得捉襟见肘、理屈词穷了,不但保皇论点缺少根据,就连援引的材料和外文翻译也接连出错。
1906年7月,《新民丛报》求和,《民报》却坚持乘胜追击,“犁庭扫穴,不留余种”。1907年11月《新民丛报》停刊,彻底以失败告终。
此时,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清政府走投无路,打起了“预备立宪”的主意。康有为大喜过望,以为自己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君主立宪制就在眼前了。为了赶上这班车,他决定把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 1907年3月,在《行庆改会简要章程》中,康有为对为什么要改名,这样表白:
本会以救中国为旨,昔以皇上变法,舍身救民,蒙险难,会众咸戴,以为非保圣主不能保中国,故立会以保皇为义。今上无危,无待于保,会务告蒇,适当明诏,举行宪政,国民宜预备讲求,故今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亦称国民宪政党,以讲求宪法,更求进步。
但此时的大多数人早已不似康有为还做着君主立宪的迷梦,他们早已识破了清廷的糟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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