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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康有为开始环球旅行以后,梁启超等人与革命派人士的往来更加频繁。1899年夏秋间,梁启超与同门梁子刚、韩文举等人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会面中,他们经常谈到革命等与保皇立场完全相左的话题。
不久,梁启超以13名同门师兄弟的名义,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信中说,国事衰败至此,只有改造成共和政体,才能挽救危局。光绪皇帝贤明,革命成功以后,还可以竞选总统嘛!至于南海先生,“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
当时只有40多岁的康有为,当然不想退隐山林,自娱晚景。看到这封大有欺师灭祖之嫌的书信,他怒不可遏。为了遏制保皇会内部的革命倾向,他把这些彼此应和的弟子纷纷调往世界各地的保皇会组织任职。同时,康有为牢牢把握住保皇会的财政大权,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有丝毫动摇。保皇会中许多人,都对他的这种封建家长作风大摇其头。加拿大保皇会的华侨主力李福基等人,担心会内矛盾“愈激愈深,势将决裂”。
马洪林教授认为,康有为之所以反对革命,主要是怕中国会陷入长久的内乱之中。他曾经断言,中国要进行革命,就不止像法国那样129万人流血,而是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在当时,有这样想法的不独康有为一人。为了扫清这一思想的影响,刚刚成立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与保皇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期发表了陈天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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