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上世纪一个特别的年代出走，尽管他具备诗人的敏感，但也未料到再见的北京对他而言“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他说“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他经过平安大道时，竟丝毫认不出自己的母校四中。

“从那一刻起，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冲动：我要用文字重建北京。”北岛如是说。

然而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北京有不同的印象。提倡“北京学”的陈平原在《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中列出了萧乾与冰心对北京追忆的迥异。陈教授说，“胡同与大院，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并不享有共同的记忆。”北岛也借着《四中》一文说，“四中既是高干子弟学校，又是平民学校。”北岛出生在非“贵族”但又和“贵族”挨得很近的家庭，父亲是民主人士。该书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晚年的回望，难免带有思辨的痕迹。这让很多童趣盎然的文字瞬间坠入历史的裂缝，作者不能释然，读者不能怡然，都需要定定神、喘喘气再爬出来。比如《声音》中深夜出现在街上的毛驴，被驱赶到动物园作虎豹的食物，“此后很久，我一到半夜就辗转反侧，倾听那毛驴凌乱的蹄声。它们一定预感到厄运将至，就像少年鼓手，调整步伐，抱着赴死的决心。”恰巧，北岛就是个蹩脚的少年鼓手。鼓手养的兔子也难逃“杀兔果腹”的宿命（《养兔子》），北岛抗争无效，神情恍惚，觉得“满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北岛近些年的文字愈发内敛了，如果有一两句奇崛或沉重的话，就显得突出。这些话像不肯合作的异己，打乱了文字的气氛，使回忆甘中转苦，五味杂陈。于是，白炽灯泡下的女孩、结伴的远足、北京的颜色与气味、上学和游戏等等，读来便如古人所言“忆童稚时，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北岛的“物外之趣”，就是书中越往后就越明显的时代特征。

北岛的重心不在过去的北京是如何的美好，不在“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地平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而在于“发现的快乐与悲哀”。他像本雅明那样，将回忆的铁锨“伸向每一个新的地方，在旧的地方则向纵深层挖掘。”这种挖掘对读者来说必定是有益的，但对作者“太复杂太沉重”。北岛承认有许多篇章的写作“需要克服心理障碍”，有的甚至当做“忏悔录”来写。

《父亲》一文最艰难，北岛一直在拖着写，很犹豫，最终在异国完成。即使抛开“红爸爸和黑爸爸”的象征意义，单纯在家庭范围内回忆与检讨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就令北岛“筋疲力尽”。父亲的身份避不开特殊年代的大潮裹挟，叛逆的儿子也经岁月的历练一次次重新认识父亲。“父亲，你在天有灵，一定会体谅我，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北岛安慰他自己说，“我和父亲在这篇文章中达成了和解。”那么，我们的诗人，你和你的北京呢？你和你的国家呢？有些东西我们可否寄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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