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浮，1973年至1974年，北京市委从各单位抽调了六七位笔杆子，成立评《红楼梦》写作组，其中就有冯其庸。这背后是否有阴谋、阳谋，冯其庸不得而知，他遵照安排，撰写了全书的前三章，即：《序言》《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二百年来围绕着<红楼梦>的斗争》。鉴于毛泽东对《红楼梦》有一系列评点，以及“文革”惯性，他的文章，自然是以当时的政治需要为准绳，如今，走出庐山之后再返身观望，未免失之教条、武断，流于生硬、肤浅。“此书只能覆瓿，不宜上书架”，他说。后来有人据此发难，说他已堕落为“御用文人”，口含天宪，信口雌黄，篡改历史，为虎作伥。冯其庸认为这恰恰是“文革”思路，他引黄山谷的诗自解：“桃李无言一再风，黄鹂惟见绿葱葱；人言九事八为律，傥有江船吾欲东。”
冯其庸说，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一年——1977年——就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这番话，见于他的学术专著《论庚辰本》第91页，写作时间为1977年5月20日至7月23日。
1975年，冯其庸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参与《红楼梦》校订。从那时起，他正式投入《红楼梦》的研究，一搞就是三十多年。算上50年代的泛读，60年代的抄写，冯其庸与《红楼梦》结缘，如今已将近一个甲子。那天，2010年7月20日下午，我首次采访冯其庸，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辈子研究一本书，值不值？”
冯先生答：“一、不能说一辈子只研究一本书，在我的文集里，《红楼梦》研究仅占三分之一稍强；二、要看怎么研究。《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古绝唱，如果路子正，绝对有价值，如果路子不正，终生只是在胡说八道，那就毫无意义。”冯先生随后就曹雪芹的家世和清王朝的政治斗争娓娓谈起，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末了总结：“打个比方，今天，如果有人能把《庄子》解释的清清楚楚，把《论语》《孟子》解释的清清楚楚，你说那是多大的贡献！因此，即使有人一辈子只研究《红楼梦》一本书，把它研究透了，那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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