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酒，或缪斯与乙醇，只有在特殊时代，才能形成奇妙的浪漫互动，良性循环。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有趣个案，极为罕见，难以效仿。诗人若恰逢其时，欣逢其世，整日把酒吟诗，灵感闪烁，恍兮惚兮，醉生梦死，而依然受到社会风尚的推崇，恐怕也只能用“幸运”、“造化”来解释。这类不可思议的美事，折射出了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诗酒”气象，惟唐代而已。

    就说李白，“诗仙”或“酒仙”，原本就是一回事，他最喜欢浪漫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杯中是酒，喝下的却是月，传说他就是因酒醉后入水捉月而身亡的。杜甫曾惊叹，“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的就是活了86岁的资深大酒徒贺知章，其实杜“诗圣”也好生了得，每每“性豪业嗜酒”，“吾醉亦长歌”。白居易亦不落人后，他在《醉酒先生传》中描写“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的醉境，也是某种的自我写照。就连书法家张旭、怀素也喜欢以醉助兴，笔下的草书皆酒气淋漓，酒味扑鼻。近读新出版的《唐诗与酒》，已故作者肖文苑先生说“唐诗是用酒熏制出来”，使我豁然有通窍之感。此无酒话，更非戏言，实在耐人寻味。

    古代中国，酒与诗的勃兴不可能无缘无故，它与经济状况有关是自然的，更重要的是，它取决于当朝政治的开放、开明。历史记载，允许随便饮酒的朝代并不多，周代曾明令禁酒，秦朝则制定沉重的酒税，汉初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者当“罚金四两”。魏晋名士以浪醉闻名于史，但与唐代诗人的饮酒之风，其背景还是不可同日而语。放浪形骸的刘伶，烂醉谋身的阮籍，遗世独立的陶潜，一生与酒的因缘斩不断，理还乱，多为逃离暴政，免遭横祸，用貌似洒脱的浪饮麻醉神经，减轻心痛，掩盖心碎。唐代则不然，其大部分时光都处于社会安定期，诗人心高气傲，以酒为乐，而多数饮酒者也很讲究，往往“既选良辰，亦择美景；既醉花，也醉月；既奏乐，也赋诗；既重物质，更重精神”，一旦诗人遭遇仕途失意，志向未展，辗转流离，与酒之间更是难舍难分，不离不弃。唐代堪称酒徒的天堂，能诵得千卷经书的文人，甚至不及喝三斗美酒的酒徒受人尊重，实不足为怪。以今人的实用主义眼光，诗酒当伴，不思谋生，享受酒趣，醉意朦胧，此类书生当属没出息之辈，多半会沦为笑柄。唐代的风尚则相反，朝野官民，男女老少，饮酒之兴，百无禁忌，“人生得意须尽饮，莫使今樽空对月”，致使酒味愈香，诗意愈浓，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