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判决书》。《判决书》写道：大陆“文革”开展后，陈映真等人在日本共产党员浅井台北寓所内阅读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另有《唯物辩证法读本》、《人民日报》多份，还有毛主席和东方红像章各一枚。1966年9月，这些人受大陆红卫兵组织的启发，决定成立“民主台湾同盟”，由陈映真负责起草组织纲领……这本《判决书》，分明是用血泪写成的，对我研究台湾文学很有参考价值，也是我这类蠹鱼神游书斋的乐事。我还有一种近似老年痴呆的毛病，爱坐在电脑前发呆，这时不一定要查什么资料，也不想读哪一本书，只是喜欢到网上闲遛，更喜欢案头上那些繁体版图书，摸摸这些或厚或薄的书，翻翻这些或精装或平装的书，相相风格不同的封面，再看看精美的插图，有时还效仿一位大诗人嗅嗅怪好闻的纸香味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上午用完了。
玩书之所以是读书的一种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寓玩于读。乍看起来，书的内容根本没有接触，但玩书玩得多，便相当熟悉这些未入其门的书。我在写《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时，一旦要参考某一观点，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呼之即来。事实上有些书要年年玩，月月玩，日日玩的，如张大千的画集，洛夫的诗集，就需要玩久了才能入其堂奥。
“为学问着想，我看过的书太少；为眼睛着想，我看过的书又太多了。”余光中这一矛盾对我来说也始终难解。有学生问我为何不买车，我说如果有一天买车了，那轿车的后备箱也必然用来装“红薯”——做我的第三个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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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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