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前面那篇文章指出:“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钜。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张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于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有宋一代文化繁荣,理学昌盛,成就了汉唐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这跟 “宋太祖誓碑”繁衍出“不杀士大夫”的制度设计是密不可分的。
赵普是辅佐赵匡胤拿下江山的开国元勋,相传他说过两句名言:一句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李衡撰、龚昱编《乐菴语录》卷5),另一句是“道理最大”(沈括《续笔谈十一篇》)。赵普的两句话,加上赵匡胤的“不杀士大夫”,君臣两人说的这三句话对两宋道学的兴起与发展产生过作用吗?如果产生过,这种作用能否从制度层面来界定呢?如果能,又如何界定呢?笔者以为,倘若历史—思想史进路解答好了这些问题,既让抽象的格言“下乡”到历史中间,又让具体的故事“上山”到思想高度,未来的宋学研究定将长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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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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