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文化交融的国际舞台上，儒学的“角色伦理”可以大展身手。儒家伦理不追求通行普世的东西，避免与其他文化进行棘手的道德冲突，认为在纷繁复杂的具体情形中，行为合宜性应当通过持续的、多方的协商来确定，这是符合现代社会交往准则的，因为任何道德行为的互动性都要求多方的相互理解和包容。

　　儒家“角色伦理”也有其局限性。如儒家生活的目标被局限在熟人圈子中，或者囿于生活琐事（《中庸》）。因为往往过分地强调较为亲近的私人关系，对亲近关系的依赖可能会导致裙带依存、任人唯亲、狭隘地方主义和腐败等现象。

　　儒家把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思路，也有一定的问题。实际上，以强调家庭为儒家美好社会源泉的思想，已经使得很多人担心，对家庭和个人亲近关系的过分强调和投入，使得公共人力资源短缺，不利于形成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

　　儒学伦理价值观的某些片面性也会对活跃发展的国际关系有负面影响。人们道德和价值观念最终来源于个人在具体环境中实践的事实，助长了某些狭隘的地方主义。这种有限责任态度有时会在国际场合有所反映。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自利主义和应急政策，使得其与不同的国家媾和，以经济发展为借口掩盖了一些本应得到国际关注的东西。

　　总之，在当今时代，博大精深的儒学蕴藏着丰富的能够提供给世界的精神资源，启发我们去重新思考家庭作为圆满生活和良性民主起点的角色。实际上，当民主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可以通过诉诸法治和建立正式的民主机制克服儒家武断式民主的局限性，限制过分的源于家庭生活的亲缘关系。或许有人会提出，假以时日，一个儒家式的民主——基于“角色伦理”，摆脱了个人主义和社会价值的冲突——克服了自利的个人与自身追求繁荣共同体的努力的自我矛盾——能够成为一种代替西方自由民主的有价值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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