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观众对你的创新有不少争议——你的每部新作几乎都伴随着不解与批评。有人说这不是创新是作秀，是舍本逐末，“剑走偏锋”，也有人认为是你想在舞台上更加突出自己。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心中的越剧到底是什么样的？小百花的风格和传统越剧的本质有何差异？

　　答：看越剧其它剧团、乃至其它剧种创作风格的演进趋势，以及最近第二届中国越剧节将“戏剧与城市”作为高峰论坛主题，这种“争议” 似乎已成为“不需争议”的事实。当然这也提醒我想起一句话：最深的批判，总是来自最深的关切。10多年前，这些声音最大。现在看来，当时我的探索对自己是“突围”，对业内而言则是“超前”与“压力”，对中国传统艺术则是一种反思！茅威涛不好好演“张生、李生”之类，而跑去演荆轲、演孔乙己，她想干什么？第一步，作为一个演员，我不需要复制审美和创作。《西厢记》的“张生”已经是我个人认为自己所能达到的、符合传统越剧的“才子”典范，我需要在“小生”身上附加更丰富、更人文的东西。当初编剧将“孔乙己”和《伤逝》的“涓生”两个人物给我挑选时，我毫不犹豫选择前者，因为涓生还是太符合传统“才子”形象了。这大概是我的第一步。

　　在《孔乙己》之后，我转换身份，担上了团长的担子。这让我必须要用更宽广的视野去看越剧和现代社会的关系。我把对自己作为演员的追求，升华到对剧目创作、剧团发展乃至剧种发展的全方位考虑，所以有了《藏书之家》、《春琴传》、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藏书之家》负载的是文化传承的主题，《春琴传》尝试用戏曲程式改编异国题材，标志着剧种的成熟度，而新版《梁祝》看似很越剧，实质是更大的实验——这是对一个剧团、乃至一个剧种在当下文化语境中人文传递、演剧风格、美学形态的全方位提升。

　　我们不是生活在传统戏曲蓬勃发展的农耕时代，也不是越剧繁荣的近现代，戏曲的受众已经发生质的变化。我心中的越剧，一定是要能够成为生存、生活在现代环境中，被现代观众所接受的戏剧形态，这也是“小百花”的越剧和所谓的“传统越剧”的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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