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人在承认钱钟书博学的同时，认为他不是一位思想家或原创性的理论家，这固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我认为，钱钟书虽然没有构建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并不说明他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而恰恰说明，他对国学和西学了解得太多而且太深了，以至于不屑去重复前辈理论大师，或照搬西方理论同行去“构建”所谓的体系。在当今的中国学界，动辄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者大有人在，我自己在年轻时也有过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但随着阅历增长，我倒越来越觉得我们的时代恰恰缺乏钱钟书这样的博学而清醒之士。学者张隆溪曾评价：“打通中西文化传统，在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里来探讨人文学科的各方面问题，可以说是钱钟书治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的贡献。”我以为，这是对钱钟书之于当下文学研究的意义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当然，我们在纪念钱钟书的同时，切不可将其神化。钱钟书生活在一个特定时代，自然难免会带有时代局限。但是如果出于无知，妄加评论钱钟书的国学和外语功底，却是叫人不敢苟同的。比如一些学人从钱钟书的某些记忆上的失误就判定他国学功底不好，从他的英语写作中对生僻词汇的偏爱就认为他英语写作不合语法规范，等等。在我看来，在打通中学和西学方面，在将西学恰到好处地应用于解释中国的文化现象进而提出自己的批判性见解方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同时代都少有人能与钱钟书相匹敌。我甚至有时想：假如钱钟书生前充分发挥他的英语写作专长，把他对西方学术同行的批判性见解直接诉诸批评性的文字，进而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肯定能引起一些理论争鸣，那样，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就会提前几十年。这样，我们的人文学术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至于被人认为患了“失语症”了。在这方面，应该是他的一个无法挽回的局限。

　　就外语掌握的程度和娴熟而言，钱钟书在同时代人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而且后两种语言他都能开口进行交流。在阅读方面，希腊语和拉丁语也运用自如。相比之下，他的一些同时代人多是凭借自己的中学功底和几本外文词典，将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介绍给国人，但却不能操持西方语言，娴熟地运用西方的学术理论话语与之直接讨论和对话。另一些属于钱钟书学生辈的学人，则还在等待被西方汉学家“发现”和翻译成为国际性的理论大师。这也许就是钱先生之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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