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钱钟书的日子里，我们也许应该反思一下当下的文坛和学界的现状：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反观到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的滞后。我们在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的最新学术思想和理论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时候，却忘记了推出自己的学术理论研究成果。在这方面，钱钟书是幸运的，虽然他生前淡泊名利，并不在意外界对他的看法和评论，但他的学术价值却恰恰是国外汉学家率先发现的，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华裔汉学家夏志清率先“发现”进而隆重推出的，之后国内学界才逐渐掀起了“钱学”热。对于这种“钱学”热，钱钟书不以为然，因为这又是有违他的初衷的。无论“热学”还是“冷学”，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博学之士；中国文学界需要这样一位并不十分多产但却以一部作品奠定其地位的文学大师；文学批评界需要这样博通中西、思想敏锐、语言犀利的批评家。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绕过钱钟书这位文化昆仑恐怕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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