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的还有，卢斯等少数西方人，与晚清的赫德、李提摩太，民国的司徒雷登一样，热爱中国文化。不过，这些都是表面原因。正如周宁在《天朝遥远》一书的序言中讲到的那样，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和恐怖，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杰斯普森亦抱有同样观点，认为以上几种力量建构出的这个不切实际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美国人自身梦想的反映。

    具体而言，美国本身是一个特殊的国家，由于其光荣的建国历史，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强大雄厚的国力，使其有一种天命感，相信自己是普世价值的最佳承载者，并有将这一价值推广到全世界的义务和激情。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中，中国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首先，它的最高领导人信仰基督教，其夫人是标准的美式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向往美式文明并抱有走自由民主道路的意愿。其次，和美国文明迥异的中国，正好处在新旧过渡的文化变革时期，对于国内亿万无信仰的民众，基督教信仰可能是救赎他们最好的武器。第三，和文化同源却自成体系的欧洲相比，中国对美国显然更为友好，并更容易接受掌控。于是，在“美国世纪”中，美国想象的中国，被选定为实现美式价值的实验所。

    异国的中国想象，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即使在资讯极度发达，国际关系智囊水平极高的今天，对中国的认识也可能高度失真，否则“黄祸”和《当中国统治世界》之类的可笑误解就无由产生。为人熟知的要数启蒙时代以前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基本由“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重积极形象构成；而在西方确立了自身的现代性以后，这一形象转变为“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同样，在贫穷、愚昧、落后、东亚病夫、义和团、傅满洲等负面的中国形象淡出西方视野之后，由于阴差阳错和风云际会，美国的中国形象，在一群“中国控”的主导下，逐渐变得伟大、优美、正面、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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