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相对于这种溢美本身,该行为的后果可能更值得研究。遗憾的是杰斯普森在这方面未有深论。就明显的方面来讲,此种溢美直接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的抗战援助,加速了中国胜利的过程;将中国提升为世界四大国之列,前所未有地增进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废除了《排华法案》,在结束种族歧视,促进人类平等的道路上取得进步。那么略微隐晦的方面可能在于,由于形象严重失真,以及对中国情况的错误估计,或多或少地影响美国国际战略的方向和部署。因此当1949年以后,美国上下都在追问反思“为何失去中国”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不意识到,此种一厢情愿的想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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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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