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30日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胡适住处,大家就在客厅里随意聊天。胡适谈到了冯友兰说:“在一个天主教办的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胡适话锋一转:“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装满东西,带回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
胡适的谈话,涉及到冯友兰的个人生活细节,不无个人偏见。想来宗璞也曾寓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在这本书中,有笔墨提到冰箱,捐给了北大校医院。宗璞对冯友兰的辩解,有一种欲说还休的苦涩况味。过多的辩解,反而不如不说。
冯友兰对“文革”中参加“梁效”写作班子的经历,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谈到时,本着“修辞立其诚”的态度,写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晚年冯友兰的反省是诚恳的,可谓儒家所说的“知耻近乎勇”。有这个真诚的道歉,谁还会苛求一个学者的作为只有“天地境界”,而无“功利境界”的成分?
对冯友兰的争议、批评甚至非难,都难以动摇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冯友兰这样的哲学家,在特殊年代经历的那些遭际,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是历史的伤疤,浮沉有遗憾,俯仰无愧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冯友兰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书赠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一条幅:“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先着鞭。”宗璞在《散失的墨迹》文中认为这“应是父亲自作”,意思是冯友兰写的,有误,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诗作。“扫胡尘”、“靖国艰”,这首诗言明陆游抗击侵略者的心曲,冯友兰书录给好友,寄寓了联大学者的爱国之情,也是文人抗战的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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