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极为广泛，举凡经史子集，裨官小说，无所不包，信笔写来，无不斐然成章，以至他晚年对人感叹说“不知道自己的本业是什么”。在胡适极其广泛的治学范围中，禅宗史研究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焦点性问题。从1925年写作《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开始，直到去世前的1961年，他还有长信与日本学者讨论禅宗史的相关问题（《与柳田圣山讨论禅宗史的纲领》）。可以说，对禅宗史研究的关注几乎持续和贯彻了胡适的一生。

    以一个近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而对古老神秘的禅宗佛教发生兴趣，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索解的问题。事实上，胡适最初是由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需要而接触到禅宗史研究的领域。他在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神会和尚遗集》的《自序》中说：“民国十三年，我试作《中国禅学史稿》，写到了慧能，我已很怀疑了；写到了神会，我不能不搁笔了。”胡适之所以在著书过程中发生怀疑并感到难以为继，是因为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发现现存的禅宗史史料大都已经过后来禅宗信徒的改窜，无法呈现早期禅宗史的真实面貌。这使他决心另辟蹊径，发掘禅宗史的早期和原始史料。1926年，胡适以“中英庚款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旅行欧洲，通过有意识的搜寻，在巴黎和伦两地所收藏的敦煌卷子中发现了神会的语录，这使他对于禅宗史的观念有了颠覆性的改变。1930年胡适将所搜寻到的材料以《神会和尚遗集》的名义出版，并写了长篇的《荷泽神会大师传》，阐述他对于早期禅宗史的新看法。对于自己的这一发现，胡适直到晚年还相当满意，认为“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上，我在1930年也还有一桩原始性的贡献。那就是我对中古时期，我认为是中国禅宗佛教的真正开山宗师神会和尚的四部手钞本的收集。”胡适的这一贡献也为学术界所共同承认，如台湾的佛教文献学家蓝吉富评论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胡适，在佛教研究上也有一定的成绩。他的贡献主要是对《六祖坛经》的成书过程提出新颖的看法、对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作一前所未有的肯定，以及对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一适度的评估。……由于这些创见，乃使他在国际佛学界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胡适的禅学研究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在身前身后留下了种种非议和责难，其中最为著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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