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是他和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的争论。铃木和胡适同为20世纪蜚声宇内的禅学大家，二人之间多有交谊，在学术上也有交叉之处。胡适在禅宗史研究方面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敦煌卷子中禅宗史料的发掘，在这方面，铃木也怀有同样的兴趣。在《胡适日记》中，就记载有1951年1月25日，铃木赠送胡适“一部他印的敦煌《坛经》与敦煌《神会语录》合编”。1952年5月22日，铃木又赠送胡适“日本公田连太郎藏的敦煌本《神会语录》的Microfilm（缩微胶卷)”。但铃木和胡适一为对禅宗精神有深刻体会的禅宗佛教信徒，一为秉持理性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二人在治学途径上存在着根本分歧。1952年正值铃木禅学在西方世界如日中天、信众如云的时候，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讨论会上就曾予以公开抨击，指出铃木禅学的缺陷在于“不讲历史”和“不求理解”。胡适并在日记中私下抱怨说：“我从二十五六年前，就搜求可信的史料，重新写出禅宗变化形式的经过。铃木曾助我找寻材料。他在日本印行的《神会语录》和北宋本《坛经》都是很重要的材料。但铃木从不敢接受我研究的结论。”对于胡适的批评，铃木大拙回应说，胡适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只能从“历史背景”去理解禅，对禅本身则一无所知。铃木强调禅宗史的研究者首先必须对禅学的精神有内在的体会，然后才能对禅宗历史做客观的分析，胡适“尽管对历史知道得很多，但他对历史背后的行为者却一无所知”，因此他的禅宗史研究也就是将历史拆散之后的“一地碎片”而已。对于铃木和自己在禅学见解上的分歧，胡适认为这是“宗教信仰”和“科学方法”的差别，他在晚年致友人的信中解释说，日本的佛教学者大都是佛教徒，“他们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佛教，当然是有限度的，是不完全彻底的。例如我的老朋友铃木大拙，他能批评净土宗，但他对于禅宗的假历史就不能接受我的看法了。”
胡适的禅宗史研究在20世纪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胡适对早期禅宗史料的发现整理，这一发现对当代禅史研究的方向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其贡献可谓无人能及。其次是胡适对这些史料的诠释，这些诠释有些为人认可，有些则为人非议，如钱穆就指出胡适过分夸大神会在早期禅宗史上的地位，是对史料的过度诠释，有主观性过强之嫌。最后是胡适对禅学精神的理解，这也是他和铃木大拙的根本分歧所在。应该说，就思想学说的研究而言，历史考证求其外，神解领悟求其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胡适和铃木各执一端，宛然一现代版的“汉宋之争”，其立场、论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当然，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禅史研究只是他“整理国故，重估价值”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禅宗思想本无价值可言，他所做的工作只是“批判”和“破坏”而已，要求他领会禅宗的“内在精神”，似乎是强人所难，但这已不是胡适的个人问题，而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所遭遇的普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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