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胡志德像：李媛 绘

　　《东方杂志》的文章大都用浅显的文言写成。

　　盛 韵

　　在上海社科院最近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文化论坛”上，笔者见到了《钱锺书》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胡志德(Theodore D. Huters)先生。胡先生爱和中国学者侃大山，爱抨击美国学术界，爱喝白酒，爱看《上海书评》。在一头扎进晚清和近代文本的研究后，他发现其中的线索越来越多，很多问题的复杂纠结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现在一提到“五四”时期的语言问题，总是采用一种文言和白话的斗争叙事，而且好像白话的呼声特别响，文言却没有太多声音。这种叙事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

　　胡志德：其实从晚清到民国，有很多种不同的文言，报纸、杂志、公文里出现的文言各不相同，章太炎和梁启超的文言也不同，当然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白话，这里面的线索其实非常多，情况非常复杂。然而为什么会出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把局面简单化了，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大家一般认为白话简单，文言复杂，但其实鲁迅的白话文也是很复杂的，他的《狂人日记》的序是很标准的文言文，《日记》正文虽然是白话，但文字本身却异常复杂，里面有很多东西很难懂。

　　如果一直往前追溯，会发现一些新线索。我最近去英国，看到一些传教士的档案，我发现他们有些人说到这个问题时的口气和“五四”的白话文改革派是一样的。1892年一个在天津的传教士Jonathan Lees说，以后白话文前途无量，而文言是很腐朽的东西，是一些卖弄学问的人在用。而且他的这篇文章总结的是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我们现在通常讲近代文白之争，总是拿1897年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当开场白，可那个传教士比他早五年，而且是总结前三十年的经验。当然传教士的动机是要传基督教，所以改造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及负载思想的语言是他们的需要。更早的还有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他和当时的洋务派比如郑观应等人都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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