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文言文似乎完全退到私人领域去了，你可以写古诗，但完全是个人的东西，给自己和朋友看，不用来公开发表的。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罗志田先生在一篇文章的注中写道：“白话在今日已通行，但通行不一定决定优劣，特定时代之人择劣而弃优之事为历史上所常见;且至少从唐代古文运动以来千余年间，文言是得到推崇的，而白话之通行尚不及百年，又何足论定优与劣。”您同意吗?

　　胡志德：当然他的说法没错，同意与否是个人化的问题。现代中国的情况会让人觉得其实我们和自身的历史隔膜太大了，从这方面来讲，完全唾弃文言文，等于是让自己的历史更难结合到现在的语境里。从这个角度讲，我同意他的说法。可是因为现代社会有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重压力，也可能是没有选择，这是必然的功利化的趋势，总有一天会这样。这其中有西方历史的影响(比如西方在十七、十八世纪脱离了拉丁文，胡适等人就看到这个方面)，还有科学、普及教育等因素的总和，造成了这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1919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里说，他们西方科学的东西可以用他们的应用文，可文学还是比较丰富、复杂、多元的东西，应保留文言文，他的意思也是把文言保留在文学领域。现在很多人会同意他的说法，可当时不但没有人同意，听都没人听。这篇文章就在他下台前几天发表，以后他在《东方杂志》再也没有过署名文章。所以说，“五四”人对文言文决绝的态度对于了解、掌握中国历史是不太好，这一点章太炎、严复之前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五四”人不关心，因为他们的危机感太强了，这是客观现象。我不是要说对错，只是要描述一下当时的过程，再看看付出了什么代价。

　　所以说当时整个氛围还是救亡压倒启蒙，革命的速效药总是比慢慢改良来得令人激动。白话文能够跟西方科学、革命、先进的话语“接轨”，文言文就被套上了腐朽堕落的帽子，被挤出了主流语境。

　　胡志德：说老实话，我觉得救亡和启蒙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启蒙就是救亡，救亡就是启蒙，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启蒙是不是要把传统文化丢掉?后来很多人都忏悔当时的想法，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中国经济好了，各方面都有发展，许多学者都说要回顾历史，注意自己的传统中特别的声音和想法，因为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里中国特色没法表达，西方那套东西里没有中国特色的地方。

　　宇文所安先生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在一篇讲“五四”时期文学史的文章中说，文言和白话在古代各自分属不同领域，写墓志铭一定用文言，写日记一定用白话。而“五四”时期的文学史家构建了一种斗争叙事，说历史上文言不断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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