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教育部下令将国文改为语体文，一般认为这是白话文正式进入教育体制的标志。那么是不是当时大部分报刊杂志、学校考试都响应号召，改用白话文了呢?

　　胡志德：1920年教育部规定先是在小学一二年级普及白话，然后才慢慢发展起来，当然不是全国一下子就全部改白话了。但是1920年左右的确是白话文崛起的时代，比如从1900年左右严复和章太炎的一些文章看，我觉得他们已经十分感受到白话文的压力了。他们在谈文言和白话的问题时好像用的是一种辩护的口气，他们想用文言说服人，可似乎文言本身又没有这个说服力。章太炎还说过白话文比文言文难写，这个说法现在人都觉得很荒唐。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觉得如果要表达、写作，必须完全掌握所有的语言资源，充分了解历史脉络，用一个词要知道它历史上的涵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复杂丰富的内容。虽然章太炎、严复也都承认改革是有必要的，但他们同时还是坚持应该保留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思想背景，不然的话就会迷路。

　　到了“五四”，文言逐渐变成一个只在文学领域用的东西。“五四”前期严复、杜亚泉都说保留文言是因为文学上的作用，可二十年前，他们不讲文学，他们要讲论述，要表达思想。好像“五四”运动和甲午以后的文言维护者是不同的立场，过去是要用文言表达思想，到了“五四”已经没人这么讲，他们觉得这个斗争好像已经失败了。现在通常说保留文言是因为它的美，不是因为它能清晰地表达思想。可1900年左右严复和章太炎不讲文学，他们讲思想的表达力，这个很有意思。他们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要保留中国历史里的东西，新学里面如果没有中国的地方是会有问题的，完全西方化他们觉得是不行的。所以说文言的功能从1900年到1920年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从思想领域退守到了文学领域。最早发扬文学观念的是王国维，他认为文学是无用之用，当时已经是1906年，他把文字和思想分开了。“五四”时期关于文白的辩论多半是在文学领域展开的，因为思想领域好像已经让给别人了。

　　当时中国还面临一种情境，就是教育普及问题很迫切。提倡白话的人说白话文比较容易教。他们的动机是不能怀疑的，他们有危机感，面对着发达、有工业化、教育普及的强大西方，他们由此联想到教育普及和语言之间的简单关系。早在 1900年前，马建忠说中国孩子不好表达是因为他们没有语法。文言文比较复杂，没有语法，难以教授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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