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徽州文书蕴含着如此珍贵的学术价值，故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断言：“对中华帝国后期特别是明代社会经济史的远景描述，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徽州的原始资料。”

因此，徽州文书等原始资料，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译文见《徽学通讯》1990年第1期）日本学者鹤见尚弘指出，徽州文书的发现，“其意义可与曾给中国古代史带来飞速发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发现敦煌文书新资料相媲美，它一定会给今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译文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4期）臼井佐知子也强调，“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性的资料，给我们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性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见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版）

徽州文书是继甲骨文、简帛、敦煌文书和明清故宫档案之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周绍泉：《从甲骨文说到雍正朱批》，1999年3月24日《北京日报》）正如甲骨文、简帛、敦煌文书和明清故宫档案的发现与研究催生了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和明清档案学等学科产生一样，徽州文书的发现和研究，也直接导致了徽学的形成。利用徽州文书契约，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体，综合研究整体徽州历史文化以及徽州人活动（含徽州本土和域外）为对象的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徽学终于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最终形成。傅衣凌关于徽商、徽州庄仆制和土地买卖契约的研究，叶显恩撰著并出版于1983年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章有义《明代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和《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著作的推出，都显示出利用徽州文书进行徽学研究的卓越成就。

在1985年第1期的《江淮论坛》杂志上，叶显恩在一篇题为《徽州学在海外》的论文中，率先在学术界提出了“徽州学”的概念。此后，“徽学”抑或“徽州学”的概念逐渐被海内外学界所接受，成为一门极富生命力的新兴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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