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黄宾虹所说的“徽学”，实际上还仅仅指的是徽州的地方史研究，与我们今天所称的“徽学”的内涵还有很大距离。不过，自那以后，随着富有特色的徽州庄仆制、徽商和徽州宗族与族谱研究的不断深入，现代意义上的“徽学”才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

正如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创始人傅衣凌所指出，他对徽州的研究并不是立足于徽州地方史的探讨，而是通过徽州伴当和世仆的研究，探索中国的奴隶制度史；对徽商的研究，则是基于为中国经济史开辟一个新天地。也就是说，徽学的研究对中国历史的意义，对充实和完善中国奴隶制度史、中国经济史以及中国社会史等领域，已经远远突破了徽州地方史的界域，而成为整体中国史研究的一部分。傅衣凌敏锐地预见到，“徽州研究正形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活跃在我国的史学论坛之上。（傅衣凌《徽州社会经济史译文集·序言》，黄山书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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