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吐鲁番文书分散出土于盆地不同地域的寺窟、古墓葬和各类遗址，所以吐鲁番文书虽经多次盗掘，但没有遭到敦煌文书那样被一锅端的厄运。也因此百余年来，吐鲁番虽然经历了各种盗掘和考古发掘，但吐鲁番这座地下文物宝库总是时不时地带给人们惊喜和忧伤，各类文物仍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展现在世人眼前。这其中，有各种规模抢救性发掘而出土的文书（《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也有许多不知具体来源的散藏吐鲁番文书。而经过十余年的沉寂，又一次将吐鲁番学研究推向高潮的，是本世纪初荣新江教授领衔主持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的整理和出版。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共收录了包括文书和墓志在内的约400件出土文献，包括高昌郡时期、阚氏高昌王国时期、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唐西州时期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此前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有所不同，首先，这一次文书的出土地除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外，还有高昌故城东北的巴达木古墓群、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古墓群、吐鲁番市东郊苏公塔东北的木纳尔古墓群及交河故城等处，出土范围大大超出了以往。其中特别是洋海古墓群，如今的发掘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其发现已足以让学界惊叹。其次，因出土范围的扩大，文书也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内容，这极大地丰富了吐鲁番学的内涵，使吐鲁番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三是这次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参加者都是一些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学历、高素质的中青年学者，同时在部分领域还有外国学者参加，体现了21世纪吐鲁番学的时代特征。

    随着《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出版以及一系列新考古发现，国际学术界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到了吐鲁番。200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会集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成立了“吐鲁番学研究院”，并连续数年举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和高峰论坛，一个开放的、国际的、全新的吐鲁番学终于回归到了它的起点——吐鲁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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