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增一级学科的工作，引发了关于国学性质和学科定位的讨论，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和意义、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及其价值所在等理论问题。汤一介最近提出，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普遍主义思潮认为，只有西方文化中的理念具有普世价值，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并不具有或甚少有普世价值。必须反对这种西方普遍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当前各发展中国家更加关注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以维护文化的多元发展。汤一介认为在强调各民族文化特殊价值的同时，还应保存和发扬各民族文化中原有的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念，寻求在各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理路中相同或相似的价值，阐发不同民族文化创造的某些特有理念中的普遍意义。

　　谢地坤围绕如何看待文化继承和发展，以及国学能否承载整饬人心、治国安邦的重任这两个问题，梳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批判主义的分野和理路，主张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看待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历史作用和发展的必要性。他探讨近十年来“国学热”不断升温的原因，揭示“国学热”中显现出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的某些现象和观念，认为“国学”并非解决当下问题、使中华文明发扬光大的灵丹妙药。他在分析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和与之适应的道德状况的基础上，提出文化批判主义的主张，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自信、开放的心态主动接受各民族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使中国文化有所发展，适应时代的需要。

西方哲学：开拓比较哲学的视野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保持其叙述思想和诠释文本的惯性，在文化思潮的震荡中波澜不惊。今年出现两个亮点。一是李秋零翻译的九卷本《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后，关于不同中译本的风格、术语的讨论，对总结哲学翻译的理论有所裨益。越来越多的西学研究者意识到，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功夫，更重要的是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的比较。只有文理通顺的中西互译，才能推动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开拓比较哲学的视野和方法，真正做到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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