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智慧和知识确有密切的关系。宋代的张载说“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有本质的分别，但“德性之知”并不完全脱离“闻见之知”，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知识并非智慧，但智慧不离知识。我们的心灵必须超越感性，进入知性，进而提升到理性，才能自我净化，才能客观地摄取知识，才能为智慧创造契机。前面提到的原住民的精神领袖和惠能都不只停留在感性的层次，他们都有知性和理性的能力，不过他们的境界更高，因为他们还体现了由悟性而开启的智慧。

    那么，智慧和精神性的关系如何呢？一提到精神性，就很容易和宗教联系起来。但我对印度思想家提出精神性的原因颇有“了解之同情”。自从2004年我应邀到印度担任“国家讲座”，在五大城十所高等学府发表一系列有关儒家人文精神的讲座以来，结识了数十位当代印度的哲学高人，芭拉苏柏拉曼尼亚即是其中之一。他所强调的精神性不仅适用于“核心文明”的五大传统——犹太教、兴都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和希腊哲学中突出德性伦理的精神有关。

    从儒家的心学，也就是“身心性命”之学，可以体察他如此表述的意义。人类有三种从远古就赖以生存的基本智慧，其中之一就是听的能力。中文“圣”的繁体字有一个耳，意思是能听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以后的“耳顺”，即是突出精神性的“听德”，“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把实然和应然融为一体，也就是艺术自由和道德律令的合一，充分体现了人格成长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我们可以从孟子对自我实现的描述中窥得几分信息：善，信，美，大，圣，神。这里的“圣”和“神”都是描绘至善人格的价值。“大而化之之谓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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