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家信中的消息，都是杜威夫妇到北京以后初期的观感。像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先前也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民族，但通过数月观察分析，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他于1919年12月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一年之后，杜威还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主要演讲观点

    杜威在中国期间，先后考察访问了上海、北京、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等13个省市，还应聘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在胡适等人的安排下，杜威还到各地讲演，其中比较系统的是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大讲演》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等地所作的讲演。

    杜威在北京及中国各地的讲演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关于社会与政治哲学方面的讲演16次，关于教育哲学方面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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