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次，关于伦理学方面的讲演15次，关于思维类型的讲演8次，关于现代三大哲学家（詹姆士、柏格森、罗素）的讲演3次；此外，还有关于现代教育趋势、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关于实验逻辑等系列讲演。杜威在中国各地巡回讲学，系统地宣传了实用主义哲学，由于该学说满足和适应了五四思想解放的时代需要，满足和适应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因而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和强烈的兴趣，成为广泛流行于思想文化界和教育界的一股热潮，杜威也理所当然成为舆论界关注的焦点和受知识界一致欢迎的外国思想家和教育家。
后来，杜威的这些讲演分别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刊上，全文刊登的讲演词共有58篇，《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和《伦理讲演纪略》等“五大系列讲演”还被汇编成《杜威五种长期演讲录》单行本，在1920年8月，由北京晨报社编辑出版，并在杜威离华之前印了10次，每次印数10000册，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传阅，使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成为五四时期中国人了解西方思想的一扇窗口。
杜威是一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以社会作为研究范畴，他反复强调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关系，要求人类认识自己生活在“集体化时代”，“旧的个人主义已经破产了”，当前主要是“创造一种新的个人主义”。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形成和教育学科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现代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思潮和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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