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吸纳世界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后，孙中山于1919年提出了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一中华民族的思想，“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欧而为世界之冠。”（《全集》第五卷，第187—188页）1921年，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集外集》，29页）如果以1919年为分界线，那么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的目标发生了一大转化，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个强大、繁盛的中华民族的积极目标转化。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全集》第五卷，527页）。但统一国家内民族融合与相互认同又是其存在的前提，其思想基础就是一种新的中华民族的共和精神。这种民族的共和精神应当抛弃过去华夏民族狭隘的家族、宗法团体与小血缘思想，以国家和大民族精神为重。他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全集》第九卷，188—189页）所以，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来振兴国家，并强化对民族、国家认同性的认识，是解除亡国灭种之忧的最佳途径，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法宝。

孙中山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思想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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