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有钱的不仅修桥铺路,还要建学堂,兴祠堂,印族谱,刻儒典,这种反哺农村,促乡风敦厚、社会和谐的良性循环,也算一种“贵族风范”。
无论是真正的氏族、门阀贵族,还是 “耕读传家”抑或“诗礼簪缨”的乡村士绅阶层,他们都属于“中国式的贵族”。
这些贵族们除了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外,从社会结构上看,这些贵族起到了对皇权的约束作用。西周贵族握有军队自不用说,即使在后来的乡村社会里,皇权依然不下县,中国乡土社会“自治”色彩很浓。
清末摄政王载沣为了约束新贵铁良,采取的策略就是把他派当江宁将军,让牛哄哄的当地士绅们管着他。
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的贵族传统依然有。章诒和在香港出版《往事并不如烟》的时候,书名赫然就是《最后的贵族》。这些人,或许就是陈丹青所说的“民国范儿”的余韵。
只是,当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所谓“贵族”也就彻底被铲尽杀绝。不仅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洗心革面,乡村士绅阶层也在打土豪分田地、大跃进共产风中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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