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中国内地，有政府支持的孔子基金会、国际儒联，也有在民政部登记的合法社团中华孔子学会，但就是没有一个像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基督教协会那样性质的儒教组织。因此，在这次曲阜教堂事件中，让儒者甚觉尴尬的是，竟然没有一个合法的可以代表儒家（儒教）的组织出面跟政府交涉，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动员方式—征集签名，最初签署反对书的十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而一直在推动抵制运动的则是若干儒家网站（比如“儒家中国” ）。在讨论中，已经有人提出，要尽快将建立儒教组织（比如儒教协会）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要争取儒教的合法宗教身份。

　　儒教协会这样的组织不是不可以成立，问题是：儒教协会不会满足于只跟其他宗教协会平起平坐的地位。从这次讨论中儒学者发出的声音来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意无意将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将儒家与中国文化身份等同起来，甚至将认同不认同孔子作为通过中国人身份验证的一个标准。仅仅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儒家，至少很大一部分儒家信众，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然而，一个以代表中国文化甚至中国文明为己任的儒教协会注定是得不到中国政府和各社会阶层同意的。不要说中国基督徒、中国佛教徒不会同意由儒教协会来代表，就是认同中国文化的非儒家学者也不会同意由儒教协会来代表。即便对儒家文化信众本身，这样一个儒教协会又如何能保证其充分的代表性呢？

　　从儒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来看，儒家在当代已没有可能恢复它一直以来扮演的国家意识形态、人民生活习惯法的角色。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陈寅恪在为王国维之死所写的著名挽词中就指出，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三纲六纪”为中心的儒家纲纪理念，由于本身非常抽象，所以不得不依托于实实在在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当中。而从清季道光朝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固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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