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即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趋于瓦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蜚声海内外的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更深刻地分析了儒家走向衰亡的原因：儒家强调整体本位、和谐稳定，注重等级名分，反对专业分工，是一种保守的人文主义，与现代社会强调个人价值、社会竞争、专业分工、科学主义的精神格格不入，它在现代走向衰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用了一个刺激性的比喻：“儒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这个比喻颇受误解，实际上，它所针对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代对于儒学的讨论已经没有生活经验的内在根据，已经不再与一般人的“日用常行”发生联系。然而，从孔子以来，儒家都强调儒学的价值必须在“人伦日用”中实现。儒学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确体现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方式是依附在一整套的社会结构上面。可是20世纪以来，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了，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今天观察儒学在中国的实际状况，恐怕很难说，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人伦日用”中依然存在着丰富的儒家价值。因此，如果要继续以往的传统，即：儒学在“人伦日用”方面继续发挥规范的作用，那么，无法绕开的一个难题就是：怎样在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联系？
恢复昔日荣光已不可得，那么，儒家“纡尊降贵”成为民间信仰是否可能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儒家没有佛教、基督教那样的专职传教人员，更要命的是，儒家甚至没有一个鲜明的教义，其中包括民间信仰必不可少的神祗、彼岸许诺。说到底，儒家跟基督教、佛教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从而对后者也无法构成非此即彼的替代威胁。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儒者用佛道仪式迎生送死、祈福禳灾，在晚明甚至出现很多像徐光启这样自愿受洗的儒者。
作为民间信仰，儒家不愿亦不能，这诚然是儒家在当代的悲剧，人声喧哗的曲阜教堂事件无法扭转这种悲剧，只不过将这种悲剧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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