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自晚清之后，治法百弊丛生，政教之学因之败亡。民国之初，学制重建，于是学术范式变换，四部之书，成为七科之学。本来，中国学问重于合，多指向身心性命，典章制度。而西方现代学术重于分，多以某一角度对思想学术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以分别之眼光，看待和合之学问，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对传统学术进行条缕化的分析，但一方面也导致学术之全体大用被肢解在不同的学科之中。尤其是从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之后，学界主流，皆把四部之书对象化为材料，以西方学科研究之。延续至今，“学科化”已经成为我们认识传统学术不言而喻的自觉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当代学人普遍失去整全性的认识经典、阅读经典的能力。与此相应的是，现代学术分科把各种传统的写作体裁都打散，纳入新的视野之中。例如学案，便不是被当做学案来研究，而是被当做毫无系统的材料汇编。其结果，是只见材料，不见编者。而陈祖武教授的《中国学案史》，便是回到中国自身学术传统，对学案这一学术体裁进行整全性研究的尝试。

　　“学案”是古代重要的著述体裁。在华夏学术系统中，有意识地进行自觉的学术总结，殆有三次。第一次是战国秦汉时期，诸子之书，多有述评他家别派的篇章，如《庄子》中的《天下篇》，《荀子》中的《非十二子》，《韩非子》中的《显学篇》等，王遽常《诸子学派要诠》已综述其要。第二次是“学案”体的兴起，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开其端，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成其规模，绵延不绝。第三次是现代学科中的“哲学史”，“思想史”，这种思想总结方式仍然是今天的主流。

　　其中，战国诸子的学术总结，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认识战国思想的重要材料。而“学案”体，则被纳入不同学科之中，例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乃哲学史的材料，《国朝汉学师承记》、《汉学商兑》是清代学术史的材料。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把学案当学案，而是把学案当其他学科的材料进行研究。这样的“外在式”的研究有一个重大的弊端：学案本来体现的是编撰者个人的思想，却被当成了机械罗列的材料汇总。

　　但事实上，时势有古今之别，学术亦有古今之异。古人编书与今人不同。现代学术讲究所谓客观性和科学性，要求研究者置身事外，对研究对象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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