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古代学术研究，不管是战国诸子的学术总结，还是宋明以后的学案书写，目的皆不在所谓客观研究，而在于通过对前人行迹思想的编撰，或明其学派源流，证成己说，如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或保存文明，弘扬政教，如黄宗羲编《明儒学案》；或张其派别，排斥它家，如方东树编《汉学商兑》。所以，他们对材料的取舍、篇章的安排、按语的表述，无不煞费苦心。细绎诸种学案，无不见其深意在焉。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首推周敦颐，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首自阎若璩，皆见作者之苦心孤诣。每一个时代的思想总结，都重新描述当时所见的学术图景，表达作者、编者的思想立场，乃至政教意图。如果不对编者本身的思想有充分的认识，便不可能理解材料本身。因此，“学案”体的研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即在于理解编撰者的苦心孤诣与微言大义，以此探究编撰的内容。惟有如此，才能避免教材式的浮掠光影。
《中国学案史》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伊洛渊源录》直至徐世昌《清儒学案》做了全景式的鸟瞰。其写法多仿《四库提要》，即描述一部学案的作者生平，学案内容，编撰过程等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是把学案这一体裁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进行研究，而不是用现代学科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分科式的探讨。所以，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学案体书写的来龙去脉。
例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一书，表面上是编撰道学家的行状遗事，与专门讨论思想的书完全不同。如果分散地看，它只是如《宋史·道学传》一样的道学家传记著作。《四库全书》也把它列入史部传记类。作为理学大师，朱子不会毫无用心地编撰这么一部史学传记。有宋一代，五经之学一变而为四书之学，在经学的脉路中，如何为道学争取一席正统之地，实为朱熹的首要问题。在理论上，朱熹把周孔之经，抽象为“周公孔孟之道”，从而抛开汉唐解经之学，直接将道统嫁接到北宋诸子之上。因此，他必须对北宋理学进行天地重整，整顿出一条明确的思想源流，才能构建道学统绪。朱熹不是采取思想论述的方式，而是采取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对道学家们行事轨迹的描述，整理出一个新传统的传承体系。在《中国学案史》中，作者看到，宋代面临着新的“一道德而同风俗”，而当时的思想论争中，“究竟是以荆公新学还是程氏道学来‘一道德、同风俗’，这一问题始终未获解决”。而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描述了朱熹写作《伊洛渊源录》的背景、动机和过程，并指出：“自《伊洛渊源录》出，通过对二程学说承传源流的梳理，在宋代学术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周敦颐为宗主，二程为中坚，张载、邵雍为羽翼的道学统绪。”事实上，《伊洛渊源录》的出现，在学术史上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正如《四库提要》所云，“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后来的《宋史·道学传》沿袭着朱熹的思路，将“道学”从“儒林”中分出来，于是道学的系统，终于在经学脉络中获得不可动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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